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在与现实的接触中迸发思想的火花，推动历史的进程，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为生动的工作方式。1978年的北方谈话就是这种工作方式的真实写照。“北方谈话”是指1978年9月间，邓小平从朝鲜回国途中在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发表的一系列谈话。这些谈话在当时起到了政治动员和理论先导作用，大大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战前动员和舆论准备。

敏感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的一生不但经历并参与了中国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而且有着异于常人的“三落三起”的传奇色彩。“北方谈话”即发生在他的第三次“起”之后。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他第三次“起”来为党和国家工作。此时，虽然已粉碎了“四人帮”，但中国社会仍处于徘徊和摸索中，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扩大到全党并席卷全国，新旧思想进行着激烈的、大规模的交锋，历史即将在这里发生大的转折。但如何清除“文化大革命”及近20年“左”的错误影响，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确立正确的“实践标准”，使党的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折，彻底改变国家在各个领域中徘徊的困难局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该怎样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有远见的领导人必然和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正是在这种国内两种观点激烈交锋、两种政治势力相持不下、政治局面尚不明确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所谓“北方谈话”是相对于“南方谈话”一词而言的，具体指1978年9月间，邓小平从朝鲜回国途中在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发表的一些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与“南方谈话”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宣传手段等原因，长期以来，这次关键性的谈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邓小平逝世一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路顺利扬帆远航时，这些讲话才被后人总结为“北方谈话”而逐渐广为人知。虽然当时“北方谈话”没有在社会上泛传播，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它的意义堪与“南方谈话”相媲美。

密集的北方行程

1978年9月8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13日，他离开朝鲜回国，经安排，他经东北三省取道唐山、天津回北京。一周之内，他不顾74岁高龄和旅途疲劳，7天走了8个城市，一路上考察企业、听取汇报、发表谈话，风尘仆仆，不知疲倦，其行程之密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工作作风。

9月13日下午，邓小平抵达本溪，在本溪车站发表简短谈话。傍晚，乘专列前往大庆。在吉林省陶赖昭车站，同前来迎接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见面，并听取了汇报。

9月14日8时，抵达大庆。上午，视察大庆油田研究设计院地质陈列室，采油六部喇二联合站，大庆展览馆，采油一部六排十七井，大庆油田机关。下午，视察大庆油田供应指挥部萨尔图仓库，采油二部图强管理站大寨田，大庆化肥厂和三十万吨乙烯会战工程指挥部。晚上，乘专列抵达哈尔滨。

9月15日上午，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等汇报并发表讲话。当晚又抵达长春。

9月16日上午，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汇报并发表讲话。当晚抵达沈阳，同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谈工作

9月17日上午，听取曾绍山等人汇报。下午，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听取司令员李德生汇报，后发表讲话。

9月18日上午，抵达鞍山，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下午，听取鞍山市委领导汇报并讲话。晚9点30分，乘专列离开鞍山。

9月19日上午，抵达唐山。上午听取中共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领导汇报，并视察开滦煤矿职工住宅区和唐山钢铁公司。中午，在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招待所会议室观看唐山市、丰润新区建设规划模型，听取唐山城市建设规划问题的汇报。下午，1点30分，乘专列前往天津。下午，接见天津市党政军负责人。

9月20日上午，听取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等汇报。下午，视察第二建筑公司二工区。晚上乘专列回到北京。

丰富的谈话内容

邓小平短短一周的行程，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沿途放火”。洋洋万言，内容广泛，寓意深远。但讲话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路线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些是邓小平谈话中关于思想路线的核心。在谈话中，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思想僵化和“两个凡是”，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学会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来一个革命。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不恢复毛泽东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二是经济发展方面。针对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主要讲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收入分配原则、农业发展几个问题。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邓小平提出要适时结束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邓小平思想体系中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被梳理得较清晰的内容，是邓小平理论中成熟得较早的部分，也是最贴近人民、最容易为中国老百姓所坚持、所掌握的部分。

关于分配原则，邓小平提出不搞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剌激经济发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黑龙江和天津视察企业时，邓小平强调指出:经营得好的企业，对国家贡献大，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工资水平要高一点。管理人员好的也应该待遇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工人也有一部分生活要高一些，这样，他们就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住房宽一些，这样反过来就推动其它行业发展，增加工业、商业的市场，剌激经济的发展，到那时步子就能大一点。此时，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思想已有萌芽。

关于农业发展问题，邓小平重申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农业发展要走工业化道路。在黑龙江，针对众多的国营农场，邓小平说，农场不仅搞粮食，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在辽宁省，他指出：一定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这为黑、辽两个农业大省及其它省以后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是改革开放方面。关于改革，邓小平首先强调要解决体制问题。他说，要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新要求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体制问题。从总的状况看，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现在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了，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一件事转圈子，行动非常慢。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对企业进行改革，企业要走创新之路，科学管理，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要减人减机构。在鞍钢时，邓小平说：“改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在谈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时，邓小平说：“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

关于开放，邓小平谈到了“走出去”的重要思想。他对本溪市委的领导说：“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长期把自己锁在本乡本土，不了解外界，不与外交往，闭关自守，只能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最早的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

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北方谈话”在当时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具有深远而特殊的历史意义。

首先，“北方谈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与现在成熟的邓小平理论相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出“北方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政治保证等根本性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具备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形。邓小平理论正是在“北方谈话”的基础上逐渐成熟和完善的。“北方谈话”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新思路、新原则、新方法，初步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其次，“北方谈话”在当时起到了政治动员和理论先导作用，对群众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大大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加速了历史性转折的实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战前动员和舆论准备。

第三，“北方谈话”既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也成为今后国民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针。

如果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邓小平退休后做的郑重“政治嘱托”，那么，“北方谈话”可以看作邓小平理论开篇之作，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政治取向的公开化。两次谈话勾勒出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清晰轨迹，共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两座高峰。

（作者阎丽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
  （来源：河北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