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不仅使张家口工人阶级有了革命斗争的领路人，而且也为工人运动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张家口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建党后，何孟雄、李泽等人即进行发动工人，发展和组建工人组织的工作。首先，他们重建了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重建后，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人开展了著名的“护路”斗争。
　　京绥铁路是中国自行投资兴建的一条铁路，由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它建成之日起，便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他们想方设法企图控制这条铁路。其中最为常用的手法是向局方提供高息贷款，以向外国购买铁路车辆和设备。1921年，美国太康洋行收买了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陈向美商定购货车600辆，计美金230余万元。此后又接连7次向外国短期借款，累计总额达3000多万元，而1921年京绥铁路盈余利润仅有39万多元。帝国主义者明知陈无法还债却仍借给如此巨额的款项，其包藏的祸心不言自明。果然，当债权到期，陈世华无法偿还之际，帝国主义者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太康洋行接二连三地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催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竟于1922年6月12日同美国太康洋行签订了以京绥铁路抵押外债的《展期合同》。帝国主义终于将黑手伸进京绥铁路。京绥铁路路权被出卖的消息传出以后，激起全路工人的极大愤慨。在车务工人同人会的领导下，铁路工人于8月6日召开大会，组成救国护路团，并推代表到北京铁路总局请愿。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还发表了《京绥路同人会反对交通部丧权之宣言》，强烈要求设法取消此亡路合同，并呼吁各界同胞内外一致，万众一心，快起来救国救路，誓死力争。
　　面对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交通总长高恩洪竟然毫无反悔之意，反而说：“借债还钱，理所当然，以路抵债也是应该的；中国路政积弊太深，请外国人监督路务也是好事。”高恩洪还指责“同人会请愿纯属无理取闹”。高恩洪的顽固态度进一步激起了京绥铁路工人的愤怒。8月19日，车务工人同人会集合工务、机务、车务工人及总局员司约600余人在总局西花厅开会，经再三讨论，会议决定：“为救国护路计，惟有在亡路合同取消以前，暂与交通部脱离关系，另外组织外债处；将全路收入，除正当开支外，一律偿还欠债，不准交通部抵押及提款。”会议还拟定了京绥铁路全体同人致交通部的《哀的美敦书》。
　　京绥铁路工人要脱离交通部的做法，使高恩洪如坐针毡。因为当时株萍、吉长两路早已脱离交通部，沪宁路不久前也宣告独立，如果京绥路再一独立，仿效者将接踵而至，后果就无法收拾了。迫于工人压力，高派代表同工人商谈，企图以调和方式解决此事，但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此后，京绥铁路工人接连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先后到众议院和总统府递交请愿书，表达了京绥铁路工人坚决反对出卖路权的坚强决心。　　高恩洪与工人交谈不成，恼羞成怒，便以京绥铁路名为独立、实则企图脱离政府为借口，调动200多名警察进驻京绥铁路局，并企图抓捕林竞等工人代表。为避开锋芒，工人代表暂移天津，一边通电中外，一边呈文国会，请求依法提案弹劾。
　　京绥铁路工人的爱国斗争，赢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9月初，全国各界联合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对京绥铁路工人的爱国护路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在京绥铁路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之下，京绥铁路局局长沈琪不得不向交通部呈文取消“亡路合同”。北洋军阀政府怕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稳定其统治，只好将“亡路合同”撤回，并惩办了祸路罪魁——京绥铁路前任局长陈世华。
　　京绥铁路工人的这次爱国护路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体现工人阶级高度爱国思想的政治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张家口工人阶级的斗志，而且也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使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更加深入人心。而此时，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已开始在工人中悄悄酝酿。
　　由于京绥铁路的当权者肆意贪污挥霍，收取回扣，中饱私囊，以至路局负债累累，而当权者为转嫁危机，采取了停发工人工资的做法，尽管工人为此进行过罢工斗争，但工人工资的发放一直得不到保证。终日辛苦劳作的京绥铁路工人已经连续几个月未曾拿到过工资，加上军阀混战造成物价上涨，这对广大铁路工人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工人生活难以为继，愁苦万状。对于当权者这种欺侮和压迫工人的行为，广大工人已愤怒到了极点。为了争人权，求生存，张家口铁路共产党小组通过车务工人同人会适时对工人进行组织和引导，经过周密部署之后，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伴随着工人群众愤怒的吼声爆发了。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之前，工人先后派代表同当权者进行了两次交涉，要求当局补发欠薪，增加工资，但均遭到铁路当局的拒绝。为此，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召集沿线柴沟堡、郭磊庄、孔家庄、沙岭子、宣化、下花园、辛庄子等站的工人代表，集中在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开会。在何孟雄的具体指导下，工人们对罢工的问题作了详细研究，拟订了罢工条件，确定了罢工时间；同时也制定了对付反动当局破坏和镇压工人罢工的具体措施。经充分准备之后，10月26日，车务工人同人会的代表第三次找铁路当局交涉，严正向路局提出7条要求。工人代表限路局于24小时内给予答复，指出，逾期不复，工人将举行罢工。与铁路当局进行交涉的同时，车务工人同人会也派代表到察哈尔都统府，向都统张锡元陈述了工人准备罢工的理由。然而，由于反动统治者完全不考虑工人的死活，所以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又遭拒绝，第三次交涉又告失败。
　　1922年10月27日，忍无可忍的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宣告正式罢工。命令一下，京绥铁路客货运输即时停运，交通运输即告中断。对此，天津《大公报》还做了专电报道。随后，张家口铁路机务、机修等工人也群起响应，支援车务工人的罢工行动。罢工斗争迅速扩展到全路，罢工工人由开始的1500余名车务工人扩大到全路1.3万余人。
　　为了保证罢工的胜利，罢工工人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们成立纠察队、宣传队、敢死队，同时还提出了许多罢工口号。另外，为了使社会各界了解工人罢工的真相，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罢工工人向各地发出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为罢工告各界同胞书》《罢工宣言》和《通电》。他们在《车务工人罢工宣言》中向社会各界述说了心中的悲痛和愤怒。
　　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仅给国内反动军阀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而且给帝国主义在京绥路的既得利益者也造成了极大威胁。罢工还不到两个小时，美国领事馆便打电话给察哈尔都统府和京绥铁路局，要求他们保护其在京绥线上设立的最大运输公司——和平洋行的财产安全，并提出，工人如果在罢工中使和平洋行受到损失，应由铁路及地方当局负责。同时，日本领事馆也指使由日本投资的积成、合顺运输公司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帝国主义国家以此要挟军阀政府，策动他们镇压罢工工人。
　　面对工人的罢工斗争，反动的当权者施展种种手段，企图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全路机车停驶后，张家口站机务段段长林宝杰奉命收买了机务工人赵功，令他一人打旗、挂钩、扳道，将停在道轨上的机车开动起来。一声汽笛，惊动了正在会馆开会的罢工工人。处于戒备状态的工人敢死队、纠察队在京绥铁路同人会总会长李连升的带领下，绕道来到机车将要经过的东安大街道口旁。工人们气愤之余，光着上身，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铁轨上，足足躺了半里长。在工人的震天呼喊中，急驶而来的机车被迫停了下来。工人们要机车退回去，但工贼赵功却借口没有路签，不敢倒车。同人会副会长李泽听罢，急奔车站，砸烂牌箱，取回路签交给赵功。赵功只得将机车倒回车站。机车刚刚停稳，等在车站上的机务工人便一拥而上，把机车的风闸等零件卸了下来，机车立刻瘫痪。愤怒的工人又将赵功从机车上拽了下来，狠狠地打了一顿。
　　铁路当局破坏工人罢工的阴谋失败后，恼羞成怒，于是勾结张家口地方当局阴谋镇压工人。但是，广大工人并没有被他们的淫威所吓倒，经过工人们的据理力争，工人代表乘专车到达北京，经与交通部总长高恩洪的再次交涉，在罢工工人强大声势的压力下，高恩洪只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反动统治者在广大工人毫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下，又一次地败下阵来。张家口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虽然迫使铁路当局在经济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在涉及工人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的问题上却一直不予松口。这反映出工人阶级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依然任重而道远。
　　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在10月29日发表的《京绥路罢工胜利宣言》中深情地写道：“我们京绥路车务工人，这次为着争取生存而罢工，总算是有了一点微小的结果。……我们很感谢本路机务和机厂以及各地工友们的援助，使我们觉得我们同阶级的工友，真是能共生死的弟兄。……我们这次罢工经过只有二天，由此得到的经验倒反不少，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工人要想谋幸福争福利，只要我们自己有紧密的团结。工友们，我们生活在这不公平的社会里，到处受着压迫和掠夺，工友们，我们如果要争生存自由，那就应该大家联合起来，一步二步地向前进呀！”
　　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的这次罢工之所以取得胜利，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在罢工的前前后后，中国共产党派到张家口开展革命工作的何孟雄以及中共京绥铁路党小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而正是由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整个罢工才组织得如此周密，罢工工人才具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要求，从而使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争人权、争平等、争民主、争自由的政治目的。另外，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和共产党员无所畏惧、冲锋在前的精神，对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和威胁，罢工工人紧密团结，毫不退缩，激昂的斗争气势最终压倒了反动当局的器张气焰。而作为这次罢工核心骨干的共产党员，更是表现得侠肝义胆，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通过这次罢工斗争，张家口的工人阶级又一次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之后，全国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运动高潮迭起。在这种形势下，何孟雄于1922年12月27日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京绥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京绥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6名筹备委员，负责拟定总工会章程，务期在最短的时间内促成总工会的成立。
　　进入1923年后，由于京绥铁路局不履行答应工人的条件，京绥铁路又有好几个月不发工薪了。为此，铁路工人在共产党和工人同人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次全路大进局的请愿活动。全路各部门各工会都派代表，共集中300余人，然后一起进京住进8个旅馆，每天进局要求履行条件，补发欠薪。代表们声言，如不发欠薪，就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由于这时京汉路工人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铁路当局被搞得晕头转向，所以京绥路的当权者不敢再惹恼工人，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京绥路这次请愿活动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前夕，对京汉铁路的工人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2月3日，京绥铁路派出参加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张树珊等三人回到张家口，工人同人会召开会议听了张树珊的汇报后，又于7日召开全路代表会议，讨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斗争问题。而当此时，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消息传到张家口，路局方面高度戒备，故原定的同盟声援活动不得不予中止。张家口铁路工人满怀悲痛心情，发动全路工友每人捐出一天工资，以慰问救助京汉铁路受难工人家属及失业工人。
　　在军阀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之后，全国工运形势急转直下，工人运动逐步转入低潮。此时，京绥铁路的当权者也不断发出镇压工人运动的叫嚣。由于形势突变，张家口铁路共产党组织及时调整了斗争策略，停止工会组织与当局的对抗性活动，转而秘密地开展对工人群众的教育和发动工作。张家口铁路共产党组织采取的这种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不仅消除了反动当局镇压工人的企图和危险，同时也有效地保存了工人的各级组织和革命的骨干力量。这样，在全国各路工会组织均遭解散或封闭的情况下，京绥铁路的工业研究所、精业研究所、工人同人会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工会一直坚持着秘密活动，工会组织发起的一月一工交纳会费的活动亦照常按月完成，在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等革命刊物也能有组织地进行阅读。张家口铁路工人悄悄地蕴聚着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