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赶跑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吴佩孚，加上冯不时发出的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和工农运动的言论，以及电请孙中山北上，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行动，引起了中共对他的注意。中央在分析形势时曾指出，“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发生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二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开始形成。”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争取工作。
　　1925年1月，段祺瑞为安抚冯玉祥，任命其为西北边防督办。但冯玉祥却推辞不受。此时，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和国民党派在北方开展工作的代表徐谦商议，决定尽力做好对冯玉祥的说服工作。为此，他们多次到西山与冯进行面谈。在交谈中，他们向冯玉祥透露，他们曾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交换过意见，都希望冯玉祥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而后苏联则可以通过蒙古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路线给冯以无偿援助。冯听后十分高兴，表示接受徐谦和李大钊的建议。他要鹿钟麟去见内阁总理贾德耀转报段祺瑞，表示可以去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这样，冯玉祥无形中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25年1月12日，冯玉祥离开北京来到张家口，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并将国民军司令部设在张家口桥东土尔沟新村。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区委对张家口党的工作也更为重视。这不仅因为张家口是国民军控制区域的中心，是国民军领导机构所在地，为进一步做好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工作，需要加强党在这里的工作力量，还因为北方区和李大钊认识到张家口是通往西北的交通枢纽，距离外蒙也很近，而共产党要与苏联及蒙古建立起稳固的联系路线，由张家口至外蒙一路最为便捷。因此，共产党需要在张家口建立起一个工作力量和工作基础都较为扎实的据点，以利同共产国际联系和交往，便于争取国际合作与帮助。出于这种考虑，从1925年初开始，共产党逐步加大了在张家口以及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力量。
　　1925年1月29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会同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代表与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就苏联援助问题进行了谈判。2月底，冯玉祥派毛以亨以其秘书的名义到北京迎接李大钊、徐谦到张家口举行会谈。这次冯玉祥与李大钊、徐谦会谈的主要内容是苏联援助问题。最后明确了苏联援助的具体内容。会谈结束后，冯玉祥按照李大钊的意见，聘徐谦为高级顾问，公开协助冯进行工作。
　　3月底，根据冯玉祥、李大钊、徐谦三人会谈安排，冯玉祥派参谋长刘骥、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为代表，到北京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商谈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具体内容。会谈结果：苏联将以无偿赠送的方式，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所援助的装备物资将由火车运至苏联的上乌金斯克，再用汽车运至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由国民军派人接运至张家口。另外，苏联还将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训练国民军的部队。4月间，在徐谦的陪同下，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鲍罗廷与武官格克尔专程由广州经北京到达张家口，同冯玉祥商谈，确定了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双方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先后为国民军提供步枪5.9万支，机枪200挺，马刀4000把，手榴弹1万枚，各种大炮60门，子弹7300万发，飞机3架，火焰喷射器10具。此外还赠送了部分药品。
　　根据双方协议，苏联军事顾问团于1925年5月3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军事顾问团团长为任江（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顾问为亚历山大•林（简称林），政治顾问福林特。顾问团包括兵器、炮兵、骑兵、步兵和工兵专家及译员、军医共30余人。尔后，顾问团即按专业分工展开对国民军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有：（一）西北军干部学校。（二）军官教导团。（三）交通教导团。（四）骑兵教导团。（五）炮兵教导团。（六）钢甲车教导团。
　　此外、英联顾问团还帮助国民军将原张家口造币厂改建成兵工厂，使该厂能够生产八二迫击炮、手提机关枪等多种武器。
　　通过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教育训练，国民军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苏联援助的军事装备陆续到达后，国民军装备落后的情况也有所改观。
　　除请苏联顾问团训练部队外，冯玉祥还请苏联顾问每周给他讲一课，内容为任江讲授的《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与革命战争》和林顾问讲授的《苏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教育内容对冯玉祥的影响是深刻的，促进了冯玉祥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共产党人的进一步了解，也促进了冯玉祥进一步革命的倾向。当时，在张家口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劳动救国”和“劳工神圣”就是证明。
　　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下，最终促成了冯玉祥接受苏联援助这件大事，这对冯玉祥来说是极为难得的。因为此事，冯玉祥对李大钊极为敬重，引为知己。李大钊从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倾向革命的目的出发，逐步加强了与冯玉祥的联系。1925年间，李大钊先后数次来到张家口，每次来张均与冯作长时间的交谈，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对冯玉祥产生了较大影响。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提出的加强国民军政治工作的建议，先后在军部及各师建立了军人俱乐部，接纳了李大钊以国民党工作人员名义推荐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新畲等。宣侠父等以宣传员名义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军官政治经济学小组，讲授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分发《三民主义》等书籍，并培训骨干宣传员36名，使之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坚。这些工作都对提高国民军的政治素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冯玉祥通电谴责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扩大了国民军的声誉。京津等地青年、爱国学生纷纷来到张家口，要求参加国民军。此时，李大钊及时建议冯玉祥成立西北军干部学校吸收这些爱国学生入学进行教育和训练，为部队提供后备的骨干力量。冯玉祥按照李大钊的建议很快便建立了西北军干部学校，并任命陈琢如为校长，张之江为参谋长。随后又将中共北方区委和粤区委陆续派来的200余名中共党员和革命骨干分子，如刘志丹、方仲如、安子文、曾晓渊、贾午、李联珍等安排在学校和各军政部门任职。随着共产党的力量在国民军中的不断加强，1925年10月，共产党在西北军干部学校建立了支部组织，同年冬，宣侠父、陶新畲、徐梦周、蒋听松、吴石英、钱青权等人也建立了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党支部。
　　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对国民军的一系列工作，是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当时，国民军是北方武装力量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支部队，它的政治取向是向左还是向右，将直接决定着北方政局的发展。如果国民军倾向民主革命，北方地区必将重新掀起工农革命的新高潮；如果国民军趋向保守或反动，则北方地区仍将是军阀横行、万马齐喑的黑暗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及时地将冯玉祥和国民军作为联合战线工作的重点，尽可能地争取冯玉祥和国民军向同情支持国民革命这一面发展。共产党的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这不仅符合中共三大所制定的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共同促进民主革命进程的原则方针，也是为推动北方地区革命运动发展所要求和必需的。也由于国民军是从旧的军阀系统中分裂出来的部队，因而，就具有争取它倾向革命的条件。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徐谦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冯玉祥和国民军保持了同情支持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从而在稳定北方局势，以利工农革命运动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对此，中共中央于1925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指出：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在1926年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中央进一步肯定了国民军的作用，指出：国民军“是从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人民群众，给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强调：“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并要求党组织“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器，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冯玉祥和国民军同情支持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是共产党正确贯彻联合战线政策的结果，也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努力、不懈工作的结果。它不仅有力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政策的作用，也造成了一个工农运动蓬勃高涨的革命局势，其在推动北方革命运动发展方面所体现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