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张家口，使张家口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张家口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并未因国民军的驻守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地主、资本家对广大农民、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依然如以前那样的凶残和沉重。所以当张家口的工人阶级觉醒起来、组织起来之后，斗争的矛头便自然而然地指向了骑在他们头上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1925年8月，张家口造币厂的部分工人无故被厂方解雇，不仅造成了被解雇工人的生活无着，而且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为了争取工人生存的权利，张家口工人俱乐部出面，召集被解雇工人商议后成立了造币厂工人复工委员会，并派代表分赴各方进行呼吁，请求支持和援助。他们还向张家口地方当局送函，陈述工人“老母、妻儿无衣无食，风雨凄凄，饥寒交迫，要求复工”的愿望。张家口各界人民对造币厂失业工人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京绥铁路总工会还为此发表宣言，坚决支持造币厂工人要求工作、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造币厂厂方慑于工会和工人斗争的威力，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复工要求。大部分被解雇工人回厂继续工作，少数被厂方介绍到包头工作。工人们的斗争又胜利了。在张家口工人俱乐部为到包头工作的工人举行的欢送会议上，这些工人流着眼泪表示，他们永远忘不了工会的好处，到包头后一定要组织工会，团结在工会周围，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多做贡献。

1925年12月，张家口铁路工人已接连两个月未发工资，工人生活陷入困境。不少铁路工人纷纷到张家口铁路工会诉说苦处，要求工会为工人做主。为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王仲一与几位工会骨干进行了几次秘密协商，决定组织工人开展“索薪”运动。铁路工会在机修厂召开工人会议，讲述行动的目的和要求，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组等。会后，他们即组织力量在社会上散发传单，阐明工人索薪的理由。同时，京绥沿线各站工会也紧密配合，采取了一致行动。不几天，往来于京绥铁路的客货列车上便贴满了“誓死要支”的标语。同时，张家口铁路工会又分别向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和京绥铁路局发出信函，讲明希望局方尽快发薪，否则出现任何事故，工会概不负责。督办公署接到信函后，感到事关重大，急忙派一个官员到铁路工会进行商谈，希望平息事态。但工人表示饿着肚子不能干活，要求局方发薪的态度异常坚决。这个官员无奈之际只好表示待回复督办之后，一定想办法。正在这时，铁路当局发来一封电报，强调要工人维护交通，不得妄动，而对发薪一事只字未提。面对铁路当局毫无诚意的举动，铁路工会立即向京绥铁路各车站工会发出通知，要各工会准备采取最后行动。通知发出后，纠察队立即行动起来，占领了电报房，并在市内戏院、茶馆开始巡查；张家口工人俱乐部和铁路工会也派上了纠察队的岗哨。工人的罢工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紧要关头，铁路当局来电要求工人派代表进京谈判发薪一事。经过周密准备，铁路工会派王藻文作为工会代表在纠察队员的保护下进京谈判。张家口的工人也做好各种准备，一旦谈判破裂，立即举行罢工。王藻文进京后的第三天，谈判成功的电报传到张家口，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1月上半月发两个月的工资，下半月发双薪过年。工人们欢呼着斗争的胜利。当他们拿到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时，心头都十分明白，这是工会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结果。这次索薪斗争的胜利，使张家口铁路工会的威信更高了，工人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也更大了。

在张家口铁路工人正在开展索薪斗争之际，电灯业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的斗争也在积极地酝酿之中。

张家口华北电灯股份公司自1918年开办以后，企业发展较为迅速，到1925年，电灯公司的员工已由最初的76人发展到千人左右，成为张家口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尽管资本家在企业发展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然而他们对待工人却非常刻薄，剥削异常残酷。当时，电灯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工资每月却仅有10元钱，技术工人也不过十二三元，徒工每月只发4元。低微的工资造成了工人生活极端贫困，过着家无隔夜粮、冬无御寒衣的凄惨生活。工人们不仅工资低，工作条件也十分差。资本家只顾攫取高额利润，不肯在设备、材料等方面多投入，如厂方购买的木电杆，上端直径只有3寸，下端也不足6寸。工人爬杆作业，电杆摇摇欲坠，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对此，广大电灯工人表示强烈不满。

1925年“五卅”运动后，张家口电灯公司成立了工会组织，并相继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工人中共产党员在刘子香、李文会之后又吸收了李振庭、王敬唐、陈儒仁、郭正义等积极分子入党，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当电灯工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时，工会和中共党员骨干便有计划地酝酿组织一次工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电灯工人准备罢工的行动得到了中共张家口地执委书记王仲一的大力支持。王仲一经常深入到电灯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和工会负责人研究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具体方案。他不仅直接参与罢工的具体领导工作，而且亲自为电灯工人写《罢工宣言》。1925年12月底，电灯工人将《罢工宣言》印成传单，向张家口社会各界广泛散发，同时还请铁路工会代为向全国各地传播消息。电灯工会派出代表向资本家递交了工人的《罢工宣言》，要求资方限期答复。然而限期到后，资本家对工人的要求并未理会。工会即派刘子香、王敬唐等人为代表与资方交涉，并严正指出，如不答应工人要求，全体工人将立即举行罢工。工会在与资方交涉的同时，即派出纠察队在工厂及工会进行巡查警戒，不准闲杂人员出入电灯公司。为了支持电灯工人的斗争，工人俱乐部又从铁路工会派来两名代表，与电灯工会的代表一起与资方交涉。

时值腊月廿九，正当年关。工会代表与资方经理郭雨田的交涉进行得十分艰难。郭雨田企图用搪塞拖延的手段欺蒙工人，都被工会代表识破。最后，工会代表表示，如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年终发双薪等条件，工人将立即开始罢工。眼见工人纠察队已经包围了工厂，郭雨田知道不答应工人条件，眼前这一关实难通过，只好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过了年，王仲一又主持起草了电灯工会和公司方面的《劳资互惠合同》，张家口铁路工会代表为中证人。合同规定：徒工每月工资增至10元，一般工人增至18元，以后徒工每年增资20%，一般工人增资15%，直至月薪60元为止；年终发双薪；外线工人每人发一辆自行车；资方每年从盈利中提取20‰给工人作为酬劳金；工人因工负伤或积劳成疾医药费由资方负担，工人因工负伤工资照发，工人因工死亡者棺木由资方给付，并发给本人15年工资的50%作为抚恤金；工人因工致残，资方必须适当调整工作，工资照发，直至死亡；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会有权查帐；工人享受医疗休假待遇；按时拨给工人教育费等共10项内容。合同经工人讨论同意后，递交给资方，同时向张家口各界及全国各地广为散发。张家口电灯业工人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江岸铁路工会、京绥铁路总工会及上海、广州等地的电灯业工会组织都发来了表示坚决支持的信件或电报。这就更加坚定了张家口电灯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信心。面对斗志旺盛、态度坚决的工人群众，资本家尽管玩弄手法、百般挑剔和刁难，但终怕众怒难犯，只好同意了工人要求，在《劳资互惠合同》上签字。

张家口电灯工人同资本家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使广大工人异常兴奋。他们从斗争的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对工人阶级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有了深刻的体会。斗争中，一批工人优秀分子成为工运骨干，其中姚绍文、陈国君等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张家口电灯公司的共产党员发展到10余人。为了更加有力地指导电灯工人的革命斗争，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中共张家口电灯公司支部于1926年2月成立，书记刘子香(8月陈儒仁接任)，委员李振庭、李文会、王敬唐。

张家口共产党组织建党初期，党的工作侧重点主要放在了发动和组织工人这一方面，而对农民工作则未予足够重视。中共四大以后，随着党对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程度的提高，投入力量的增强，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对张家口的广大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在1925年6月开展的“五卅”惨案后援活动中，已有一些农民群众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这说明，张家口的广大农民中不仅有革命的要求，也有觉悟的群众，共产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1925年秋，中共北方区委派中共党员何资深、杨洪涛等人到张家口宁远、七里茶坊和大境门外孤石村东湾子农林试验场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并建立起农民协会，发展会员近200名。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地执委又派万全籍中共党员冀明信到农林试验场以文印员的身份从事农运工作。1925年末，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增设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委员会由杨洪涛负责。1926年3月，中共北方区委调派丁孜孜、乐天宇等3人到张家口，加强张家口地执委的领导力量。丁孜孜等到张家口后，按照北方区委指示，对地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丁孜孜任地执委书记，王仲一任组织部部长，乐天宇任农民委员会书记。乐天宇在大学是学农林专业的，所以到张家口后，便在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实业厅担任了林业技术员一职，负责指导察哈尔、张家口林业发展工作的任务。乐天宇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先行考察了张家口及崇礼一带的农民状况。由于乐天宇有实业厅官员的身份，各处活动比较方便，先后考察了西甸子、乌拉哈达及南地山到西湾子一线的多个村庄。在考察中，乐天宇既与贫苦农民交谈，也到富豪人家作客，对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了解。很快，乐天宇便掌握了这一带的基本情况。在向张家口地执委汇报后，又以地执委名义向北方区委写了开展张家口察哈尔农运工作的专题报告——《张家口农委工作计划》。在进行工作考察的同时，乐天宇十分注意在农民中寻找发现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并予重点的培养和教育。试验场农工贾荣便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

1926年4月，北方区委将刚从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班毕业的李怀才分配到张家口从事农运工作。李怀才到张家口后，接替乐天宇农委书记的职务；乐天宇则接替江浩担任地执委宣传部部长一职。李怀才到农林试验场工作不久，便介绍贾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张家口农村最早的农民党员。

乐天宇、李怀才在开展工作当中，根据张家口农村贫穷落后，广大农民思想封闭，对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缺乏了解和认识的情况，便从提高农民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入手，在农林试验场开办了农民运动训练班，对农运工作的骨干分子进行重点培训。在训练班中，他们系统地向学员讲述全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阶级的性质，农民为什么贫穷，农民为什么革命以及组织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等革命道理。参加培训的农运骨干通过学习，明白了许多原来不清楚的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在他们的带动下，张家口农民运动有了较快发展。

1926年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察哈尔农林试验场的农工首先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反动场主和工头。当时，试验场的农工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场主和工头却以各种借口克扣农工少得可怜的工资和饭费，农工稍有不满还要遭受训斥甚至毒打。农工们忍无可忍，在贾荣等农运骨干的带领下开展了罢工斗争。农工们愤怒地控诉场主和把头欺压工人的种种罪行，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在全体农工团结一致的斗争下，场主不得不答应农工们提出的条件，把头也不敢随意欺侮农工了。

农林试验场农工反对场主把头剥削压迫的罢工取得胜利一事，对周围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参加农民运动的贫苦群众越来越多。在孤石村、宁远堡、七里茶坊等地先后建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农民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崇礼、万全、张北等地，各地农会会员发展到800余名。乘此之势，共产党指导建立了察哈尔农民协会，领导成员有李怀才、乐天宇、郭万宏、冀明信、贾荣等。同时，还建立了中共孤石村东湾子农林试验场支部，支部书记由贾荣担任，委员有冀明信、张好古、郭万宏、赵瑞芝。这是共产党在察哈尔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基层支部。察哈尔农民协会和孤石村东湾子农林试验场党支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对张家口农民运动工作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对推动和促进张家口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家口农民运动的发展是张家口党组织正确执行中共四大会议精神的结果。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共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指出：“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正是按照这一精神，共产党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从而促使农民运动不断掀起高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与共产党领导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是分不开的。与全国相比，张家口的农民运动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革命的声势和影响等方面，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荒僻塞外的一隅，于封闭、保守的人群之中，能如此迅速地打开工作局面，播下革命的火种，并发展成为张家口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共产党在开展张家口农民运动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出色的。张家口的农民运动在推动张家口革命斗争发展方面的深远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张家口农民运动的发展，客观上配合和支持了工人运动的开展，而工农运动不断深入，又为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工作提供了稳固可靠的群众基础。所以，当吴佩孚、张作霖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成直奉联军，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展开军事进攻时，张家口的工农群众，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了反对直奉军阀、支持国民军的血与火的战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