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反奉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然而，在东北的郭松龄却由于日本军队的直接参与，于1925年12月24日兵败被杀，东北国民军遂告烟灭。之后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策划下，张作霖与昔日的老对头、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在一起，组成反赤联合战线，建立讨赤联军，开始向国民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各路军阀也加紧实施军事行动。此时，吴佩孚的部队已攻下河南、河北，李景林等的部队兵临天津城下，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兵出娘子关进攻国民军。国民军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境地。3月22日，国民军退出天津，撤守北京。尽管在全国人民一片反段的怒涛中，国民军驱逐了段祺瑞，推翻了段祺瑞政府，然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各路军阀出于各自的利益又纠合在了一起，实力大增。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先后战场失利，部队溃败，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成了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在军事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国民军不得已于4月退出北京，踞守南口一线。张作霖、吴佩孚则调集50万兵力，与国民军在南口展开了一场激战。

在此严峻时刻，中共北方区委和张家口各级共产党组织紧急动员张家口各界人民积极支援国民军，反对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的军事进攻。张家口各界群众，特别是广大工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奔赴前线，担负起运输、埋地雷、架电网、传递情报、抢救伤员以及宣传慰劳等工作。张家口人民为支援国民军同军阀作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国民军撤出天津、北京时，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和革命骨干因不便在当地工作，陆续来到张家口，并先后被加强充实到张家口党组织及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及第五军方振武部做军事工作。第三混成旅当时驻宣化，这个旅的许多领导干部如团长张兆丰、孙尽萱，参谋长王一飞，军事学校教育长李林，军需处长郝梦久等均为中共党员。在连队的基层士兵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党、团骨干分子。这支部队是当时共产党唯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的武装力量。因此，共产党决定在这支部队建立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归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书记王一飞、成员张兆丰、孙尽萱、嘉尔宾果（苏共党员、炮兵专家，中文名字李海梁）。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从稳定大局的角度考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首先，他们建议当时的国民军负责人张之江收缴了西湾子天主教堂的武器。之后，军事委员会又建议张之江收复多伦。多伦收复这一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大事张扬，在张家口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其军事意义却是十分重要的，它消除了张家口腹背受敌的威胁，暂时恢复了张家口稳定的局面。军委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建议张之江打通西去大同的交通。军事委员会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的这些建议，是共产党在军事领域对国民军的有力支持。

在与直奉联军的作战行动中，尽管国民军也进行了殊死抵抗，并坚守南口阵地达数月之久，但终因冯玉祥在形势紧要关头宣布下野而影响到国民军士气及内部团结，加上防御部署不当和双方兵力过于悬殊等原因，造成了国民军的军事失利。1926年8月，奉军再次攻占多伦，张家口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8月14日，国民军放弃南口阵地，开始撤退。8月15日，奉军占领了居庸关、青龙桥、康庄、延庆等地。8月16日，吴佩孚的部队占领怀来，近在咫尺的张家口已成一座无险可守的危城。为保存实力，国民军决定退往绥远、甘肃一带。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决定将党的部分干部和工会骨干转移疏散，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8月16日，最后一批国民军和随同行动的王仲一、冀明信、杨宗义等40余名中共党员及工运积极分子，告别山城张家口，踏上了西撤的道路。另外，张家口地执委还决定由丁孜孜、乐天宇返回北京向北方区委汇报；李怀才等易名隐蔽，坚持地下斗争。

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军阀作战的过程中，中共北方区委旗帜鲜明的公开申明支持国民军，反对直奉军阀。中共中央也于1926年2月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指出，帮助国民军是北方目前唯一的军事工作。当时，中央及北方区委确定的支持国民军的决策和主张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只有支持国民军战胜直奉等反动军阀，才能进一步稳固北方的政治形势，进而推动北方工农运动的发展。然而，由于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直奉军阀力量过于强大，造成了国民军的军事失利，使共产党争取国民军，以发展北方革命形势的计划遭受挫折。但是共产党在争取国民军，以及发动群众参加支援国民军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毕竟在国民军中打下了工作基础，发展了党的力量。张家口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严峻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与考验，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经受更加残酷斗争环境考验的信心和勇气，因为，一片充满血腥的乌云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