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共产党组织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进行整顿、恢复和重建的同时，还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同奉系军阀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张家口电灯公司共产党支部是奉系军阀占据张家口并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后仅存的少数党的基层组织之一。尽管电灯公司党支部的领导成员有的也被敌人逮捕，支部组织也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其他支部成员却始终坚持开展党的工作和组织工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敌人镇压、屠杀最为猖狂，张家口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电灯公司党支部仍秘密地组织工人趁夜上街刷标语、撒传单，以此传达共产党的活动信息，播撒革命的火种。

1927年冬，中共北方局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北京成立热河、察哈尔、缓远、甘肃、新疆五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辛璞田任书记。而后又在张家口建立了热(河)察(哈尔)军分会，由杨洪涛负责。热察军分会成立后，杨洪涛即以万全县高庙堡村张之珍、黑石头沟(即现羊窖沟)王多仕家为落脚点，秘密组织农民三四十人，准备进行武装暴动。但是由于五省军委会书记辛璞田被捕，加上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中央决定取消五省军委会，因而万全正在筹备中的武装暴动不得不中止。此后，共产党又在万全县的孔家庄组织过一次以夺取警察枪支为目标的小型暴动，这次暴动也因计划不周而未成功。

1928年5月，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阎锡山的部队占据张家口，国民党新军阀在张家口建立起新的统治。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老军阀相比，虽然旗帜不一，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掌握和利用的工具，都是为巩固其反动统治、镇压革命运动服务的。在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手法上，奉系军阀奉行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政策，而国民党新军阀则是一手举屠刀，另一手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蛊惑人心，两相对比，国民党新军阀显然更狡猾和更具欺骗性。

阎锡山占据张家口后，他一方面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又标榜“民主”政治，允许在工厂建立官方工会。很显然，这是阎锡山玩弄的一种欺骗舆论的政治手法。但是，张家口共产党组织灵活地利用了阎锡山的这一伎俩，在张家口电灯公司等单位恢复了工会组织。其名义是官办的，而领导者则为共产党的干部，这就将官办工会变成了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人组织。电灯公司工会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积极开展各项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利用国民党提出的改善工人生活的口号，迫使资本家恢复了1926年劳资双方签订的《劳资互惠合同》，并迫其补发了近两年间扣发工人的工资和《劳资互惠合同》中规定工人享有的红利提成。这一斗争成果的取得，对广大工人来说是极为喜悦和振奋的；而对自国民军撤退后一度气焰嚣张、飞扬跋扈的资本家来讲，只好暗骂阎锡山罢了。

与电灯公司工人斗争相配合，张家口铁路工人在中共党员杨宗义的领导下建立了秘密的赤色工会组织，同国民党官办的黄色工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下，张家口铁路工人的斗争有了相当发展，赤色工会小组在铁路机务、厂务、车务等单位建起20多个，会员达到200多人。在发展赤色工会的同时，共产党选派干部打进铁路黄色工会，通过工人升级、休假以及为工人谋取生活福利等种种合法形式的斗争，来争取群众和揭露国民党政治宣传的虚伪性。另一方面，共产党还通过赤色工会在工人中组织了互助会、读书会、兄弟会、读书班等，进一步把广大工人团结在共产党组织的周围，并且有计划地将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来，从而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量。

1929年4月，张家口铁路工人连续17个月未领到工资，工人生活已难以为继。为求生存，铁路工人在中共党员李培良的领导下，向铁路当局提出了发清17个月欠薪、按月开支、不要山西票、补发1928年奖金和实行照章加薪等5项要求。张家口、康庄等站的工人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商议，工人们表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是，由于黄色工会从中破坏，这一斗争在“和平交涉”的借口下被出卖，斗争没有成功。

尽管这次斗争未能达到目的，但广大工人却进一步看到了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1929年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铁路工人代表在张家口发出通电，提出“调解纠纷，统一工会”的口号，要求平绥铁路全体工人团结起来，统一起来。通电发出后，得到全路工人的热烈响应。10月上句，平绥铁路和平统一代表大会，在张家口铁路赤色工会负责人张树棠的主持下于张家口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2人。会议研究了团结奋斗的行动纲领，通过了《和平统一，调解纠纷》和《俟大家赞成统一便组织平绥铁路总工会》两项决议案，并提出了发清欠款、按月开支、年假双薪等3项要求。

会议结束后，工人代表团到平绥铁路各站去整顿工会，并到北平(北京于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改称北平)与平绥铁路局局长班廷献交涉，要求局方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铁路当局慑于工人斗争的声势和压力，被迫答应成立平绥铁路工人组织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国民党却因平绥铁路总工会这一名称易与大革命高潮时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相联系而心存顾忌，故以不符合国民党条例为名将名称改为平绥铁路工会联合委员会才予以批准。

这次平缓铁路和平统一大会虽然是在中共党员的主持下召开的，但由于当时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加上共产党的组织屡遭破坏，难以投入较强的力量，因而共产党对这次大会的领导与影响就显得相当无力。而且，大会名为“调解纠纷，统一工会”，这就不能不让黄色工会的代表参加会议。正因如此，会议的改良主义色彩较为浓厚，而对工人的迫切要求和积极斗争未能给予足够重视。由于这次会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团结统一的问题，所以尽管争取到了成立平绥铁路工会联合委员会的权利，但仅在南口成立了一个上层委员会，而未能在全路铺开。而且，随着黄色工会的操纵包办，仅有的这个组织也很快蜕变为像国民党官办的工整会、工会联合办事处一样的机构了。虽然和平统一代表大会的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它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这次会议表明共产党仍在以各种方式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共产党对工人群众的关心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其次，表明了平绥铁路1万多名工人具有要求团结统一的强烈愿望，说明广大工人对黄色工会的本质已多有了解，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信任、可以为工人谋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团结和国民党欺骗宣传失败的说明。

由于铁路当局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广大铁路工人生活极度困难，为了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在张家口铁路赤色工会的倡导下，张家口铁路工人成立了平绥铁路火车房工人储蓄会。储蓄会成立后，由于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其作用已不仅仅是一种互助的经济性质，而成为一个代替工会的组织了。比如，工人被开除，储蓄会不仅要从经济上接济被开除的工人，而且组织工人同局方进行斗争，直至局方同意恢复工人的工作为止；工人要求发工资，不再去找黄色工会，而是找储蓄会出面与局方交涉。这样，储蓄会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但是，储蓄会仍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铁路火车房工人，因此，力量过于单薄。第二，它缺乏鲜明的斗争纲领，并且一定程度上还带有狭隘保守的性质。针对这些情况共产党及时地对储蓄会进行改造。主要是：一、把储蓄会完全变成赤色工会组织，正式由会员选举执行委员，建立下层组织划分小组支部，按期召开会议；二、储蓄会公开地领导索薪、不要山西票以及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三、扩大这一组织到大厂、车务、工务等各方面去，并公开在工人中吸收会员。通过改造，储蓄会的性质发生了完全的变化，由一个经济互助组织变成了政治性的工会组织。而且，由于对外使用的是储蓄会的名称，这就为从事工会性质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因而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从事革命斗争的策略手段。中共顺直省委对张家口铁路工人储蓄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称其为“赤色工会的胚胎”。

在中共张家口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革命群众在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条件下，坚持了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尽管这种斗争的规模和参与的人数远远不能与大革命高潮时相比，但却反映了张家口人民面对白色恐怖而不畏艰险、勇敢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