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家口的共产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一系列革命斗争之际，距张家口西南100余公里处的蔚县也发生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由于蔚县地处偏远，当时张家口共产党组织未能向那里开展工作，蔚县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展是由陕西返乡的中共党员张苏及北平党组织推动的。尽管蔚县当时的革命斗争与张家口的革命斗争从组织上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作为同一形势下、同一地域内的两地革命斗争，其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因此，蔚县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也是张家口革命斗争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在张家口革命斗争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928年底，在陕西榆林的张苏接到一封来自蔚县家乡的邀请信，请他返乡担任蔚县教育局局长。此时，张苏在榆林已和北平共产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榆林中学政治环境也十分不利于他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张苏决定接受邀请，于1929年1月返回家乡。

蔚县原教育局局长刘旭峰是个固守封建礼教的老学究，他极为推崇封建落后的传统教育，因而把蔚县教育事业搞得陈腐不堪，引起人们极大不满。出于振兴蔚县教育事业的目的和愿望，蔚县教育界人士希望张苏接任教育局局长后有所作为。张苏到任之后，大刀阔斧地彻底改组了原蔚县教育局，大胆任用开明绅士和进步青年，以充实县区教育机构。同时，还在八个区建立了联合小学，增设了高级班，使以往暮气沉沉的教育界呈现出一派活力。

在教育机构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张苏便有计划地着手对学生、群众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有目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利用在联合小学教授语文课的机会，向各校师生讲述社会发展史，启发青少年要勇于冲开封建主义枷锁，敢于向不平等的社会进行斗争。为了增加教育效果，他自编了不少诗歌和顺口溜等，并亲自在课堂上向师生们吟诵：“痛饮着芳醪美酒，戏玩着歌童舞女；享尽了千般欢乐，肥胖了西瓜肚皮。有福的自是有福的，管什么穷人寒与饥！……穷小子忍不住寒与饥，这便是人间苦的表现，这便是乱纷纷的报由，这便是轰轰烈烈引起革命的来历！……”张苏用如此形象化的语言揭示了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抨击了黑暗的社会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宣传教育的感召力。

1929年5月，张苏利用到北平选购书籍之机，通过齐笑尘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并向北平市委领导人汇报了蔚县的形势及他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北平市委肯定了张苏的工作成绩，指示他继续抓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的推动工作。张苏从北平返回蔚县后，很快在县城和西合营镇办起了两个图书馆，馆中收有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革命进步人士的作品及左翼刊物《拓荒者》和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使很多进步师生从这里获得了教益。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张苏在暑假期间还举办了一个教师训练班，他在班上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等革命基础理论，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参训教师的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1929年8月，张苏以振兴蔚县教育事业的名义征得当局同意，把原来的蔚县师范讲习所改办为初级师范学校，并将学校从县城迁往20公里外的西合营镇。张苏特聘开明绅士沈景周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又通过中共北平市委的关系，聘请了共产党员孙铁夫，留苏学生廖石生、马西园，进步人士朱雅会、徐秉昌等到师范学校任教。按照张苏的意见，共产党员孙铁夫和其他进步教师，在教学内容里逐渐加入了社会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革命的基础理论，还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学作品油印成讲义，有计划地穿插在教学课程当中。这些内容新颖、极富启迪作用的课程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欢迎。

张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革命斗争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蔚县县长孙克信接二连三给省府打报告，说张苏在蔚县搞“赤化”宣传，并派人对张苏进行秘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张苏已无法从事正常的革命活动，且存在极大的人身危险。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迫害，张苏于1930年2月离开蔚县。张苏在蔚县虽然仅仅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成功地将革命的火种引入了封闭已久的蔚县大地，他是较系统地在蔚县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人。他唤醒了民众的觉悟，为日后蔚县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0年春节期间，西合营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排演了《一元钱》《醉了》等进步小戏，并计划到街头和附近的村庄去演出，但校长沈景周害怕当局会从中找麻烦，劝阻学生不要到校外活动，学生们认为沈景周是革命的绊脚石，由此宣布罢课。在此情况下，沈景周自动辞职，离开了学校。学生们公推孙铁夫代理校长职务，西合营师范学校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西合营师范学校师生们热情开展革命宣传，从事革命活动的事情引起反动当局的警觉。1930年6月16日深夜，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县公安局长朱汉山的带领下，悄悄地包围了师范学校。他们首先抓捕了在《洪涛》上撰文的孙铁夫、廖石生、徐秉昌、朱雅会4名教师和11名学生，而后召集学生进行恐吓训话，并宣布解散西合营师范学校。面对敌人的暴行，西合营师范的学生们并没有低头，在赵振中、杨普泽、方星五等学生的组织下，他们分别到北平、张家口求援、请愿，积极开展营救工作。经师生据理力争，反动当局最后只得释放了11名学生，将4名教师押解张家口，后经多方营救，半年后方脱险。

1930年10月，西合营师范学校复课，校长由国民党县党部组织部部长王宪章担任。王宪章上任后，极力推行国民党的所谓党化教育，并将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教师解雇，同时还查封了进步书刊，取消了具有进步内容的课程，而将一些宣传“严尊卑，别上下”的封建礼教、纲常内容和“效党国，正言行”的反动说教充塞课堂。这一切，引起了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熏陶过的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上书当局列举了王宪章10大罪状，强烈要求撤掉他的校长职务。当局为了缓和学生的情绪，便将王宪章调离，1931年春改派李明士任师范学校校长。

李明士同王宪章一样，同样是国民党的党棍。他任职以后，便授意语文教师大讲胡适、徐志摩的资产阶级文学作品，让音乐教师教唱黄色歌曲。对李明士的这些做法，学生们进行了强烈抵制，他们要求校方讲授马列主义和普罗文学作品。校园内，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较量进行得十分激烈。1931年冬，赵振中、方星五这两名学生党员联合杨普泽、邹嘉甫等进步学生向省教育厅控告李明士。而李明士却凭借职权，宣布将赵振中、方星五、杨普泽等10余名学生开除，借此打击和破坏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赵振中等学生虽然被开除，但反对李明士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进步学生李大愚等的组织发动下，学生们举行罢课，以抗议校方开除学生的卑劣行径。同时，赵振中等也在校外继续进行控告李明士的斗争。在此情况下，县教育局派人找到赵振中，软硬兼施，要赵振中不要“闹事”，表示可以给他“好处”，但遭到了赵振中的严词拒绝。无奈之下，县数育局只好撤掉了李明士的校长职务，并同意给被开除的同学补发肄业证书。西合营师范学校的第三次学潮终于以学生们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国民党蔚县县政府几次插手西合营师范学校，反复更换校长、训育主任等领导人，但始终未能阻止师范学校学生们的革命活动。1932年，当局又委派赵文甫担任师范学校校长，从而引发了同学们与校方的又一次冲突。

1932年秋，北平的共产党组织通过张苏和有关的关系，把共产党员武月亭、钟仿尼派到西合营师范学校担任教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武月亭到师范任教后，通过积极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久，他就介绍余文运、阮泊生、贾吉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工委会（党支部），书记由武月亭担任。为了扩大活动范围，在工委会的领导下，又吸收进步的或具有进步倾向的学生成立了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共产党的组织在师范学校的建立，使得学生运动又出现了高潮。学生们不但广泛阅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进步文学作品，还自己编词谱曲，用歌声抨击黑暗，企盼光明：“欢送旧的去吧！欢迎新的来呀！欢送贫富不平，欢送顽固不化。黑暗的快去吧！光明的快来呀！旧的快去吧！新的快来呀！还在另外一首传唱较广的歌中唱道：“朔风凛冽透骨寒，我身尚衣单。欲炊无米炉无烟，阖家泣饥寒。你看那资本家，轻裘玉餐三。人岂在命贫富悬，革命不容缓！”在全国人民掀起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广大师生利用各种形式在校内外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同时，学校还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并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东北义勇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对爱国师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活动，以赵文甫为代表的校方深感恐惧和不安。他们极力采取种种方式和手段对师生们的活动横加干涉和破坏。1932年冬，在武月亭的领导下，阮泊生、余文运、贾吉平等党员骨干组织学生进行罢课斗争。此后，赵文甫对师生们进步活动的干涉行为有所收敛。

自张苏将革命火种带入蔚县并成立西合营师范学校之后，西合营师范学校便成为共产党在蔚县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的活动中心和基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师生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不少人由此摆脱了思想上的懵懂状态，树立了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志向，成为蔚县革命的开拓者。他们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前后兴起的数次学潮中，直接与反动当局和落后的封建教育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较量。师生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一批革命的骨干在斗争中茁壮成长。西合营师范学校广大师生的革命活动，直接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革命在蔚县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