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于是，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对抗日同盟军进行舆论围剿。6月4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头目鲁涤平在会议上攻击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是欺世盗名，故意与中央为难。6月5日，国民党华北12个党部在河北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并联名发表通电，为冯玉祥罗织了“假立名号，弄兵自娱，更置职官，夺取军队，招集亡命，勒征民财，拘捕党员，封闭党部，虚构事实，诋诬中央”等等一大堆罪名。6月8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更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诬蔑冯玉祥“冒名抗日，勾结汉奸，割据地盘，捕杀党委，驱逐政府，任命官吏，并宣传共产，实行赤化，显系背叛党国，反抗中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不抵抗主义者的舆论围剿，冯玉祥于6月11日向全国发表通电，据理力驳造谣者的攻击和诬蔑，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抗日到底的心志。

虽然冯玉祥一再表明自己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但蒋介石之流对冯的攻击诬蔑却未见稍缓。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在同党诬冯余音未落之时，便又攻击冯玉祥“利用机会，蒙蔽国人，骗取捐款，扩充个人势力”。甚至连汪精卫都赤膊上阵，在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之后，向全国发出通电，说什么“今者多伦已告收复，惟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极力贬低抗日同盟军的战绩。

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如此颠倒黑白，不遗余力地攻击和诬蔑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冯玉祥的活动违背了他们制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不能容忍冯玉祥的这种“离经叛道”行为，更将军民自发的抗日活动视为大逆不道，有碍于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自身利益，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反对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了。为了达到阻止、瓦解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抗日活动的目的，蒋介石之流不仅采取造谣诬蔑、舆论围剿的手段，而且还采取封官许愿、金钱利诱的方法。

早在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开始不久，蒋介石便亲笔修书致冯玉祥，邀其“晋京共商抗日大计”。并派内政部长黄绍雄到张家口进行游说。同时，还放出风说，冯玉祥要到南京出任某种要职，以混淆视听。尽管蒋介石竭力拉拢冯玉祥，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自己始终以抗日拼命为目的，个人不需要任何名义。

蒋介石拉拢冯玉祥的企图失败之后，便将目光转向当时集结在张家口实力较强的一些部队将领身上。当时，国民党第四十一军从热河退至沙城一带，由于其跑得快，部队未遭大的损失，故在张家口的部队中，其力量还算强大。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最初也表示支持冯玉祥抗日。而蒋介石在委以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团办的官职并赠其50万巨款之后，孙殿英便马上改变腔调，大放“宁死不参加内战”的厥词，并率军西开，让开了沙城、新保安等通往张家口的重要阵地。蒋介石在孙殿英处得手之后，进一步将手伸向抗日同盟军内部。他派人拉拢方振武的属下鲍刚、张人杰，委任鲍刚为旅长，并拨发军费。鲍刚首先拉上队伍离开了抗日同盟军。张人杰亦与蒋介石方面互有默契。另外，蒋介石还对抗日同盟军其他一些将领如冯占海、邓文等进行拉拢利诱，造成了这些将领的动摇，从而使抗日同盟军出现了混乱。

蒋介石在拉拢分化抗日同盟军的同时，还加紧调动部队，准备以武力镇压抗日同盟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的部队自7月8日起开至怀来附近集结待命。7月17日，庞炳勋部之骑兵李福和师进逼至下花园，与抗日同盟军的前哨相距仅仅6公里。此后，蒋介石又陆续将王以哲、黄杰、王敬欠等5个师调入察哈尔，至7月底，国民党已在察哈尔集结重兵计16个整师，共15万多人。同时，蒋介石还为进攻察哈尔的部队配备了铁甲列车8列，飞机2队，大有必欲将抗日同盟军置之死地的气势。国民党重兵压境，使察哈尔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内战可谓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