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军队部署完毕之后，即于7月28日与汪精卫一起向冯玉祥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冯玉祥：“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碍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①

冯玉祥获电之后，极感悲愤。他在给蒋、汪的回电中称：“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知罪矣。……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所甘心。”此时的冯玉祥对政府能默许或不干涉他抗日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7月31日，蒋介石下令入察中央军封锁断绝下花园、柴沟堡两处的铁路交通，使张家口顿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不仅外界的物资中断供应，就是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原本计划送至平津治疗的伤员也难以输送。这种状况，使本来就粮饷不足、缺医少药的抗日同盟军顿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

在此情况下，抗日同盟军军心不稳，内部出现重大分化。首先冯占海被何应钦收买，将部队拉到蔚县，脱离了抗日同盟军。而后，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又在妓院被杀，其属下檀自新将部队拉走投靠了何应钦。冯、檀两人叛离后，李忠义、张人杰也先后拉走了队伍，投入了何应钦的怀抱。这些部队的叛离，不仅极大地削弱了抗日同盟军的实力，更主要的是在抗日同盟军中造成了极大混乱，严重影响了抗日同盟军的军心士气，使抗日同盟军的处境更加不利。

这种内忧外患的状况严重挫伤了冯玉祥坚持抗日的决心。于是，他召集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会议，指出目前抗日同盟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强调：“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冯玉祥表示，如果中央当局真有抗日御侮计划，并派宋哲元回察主政，本人可以离察退隐。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克日回察，接受一切，办理善后。”8月12日，冯玉祥主持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全国民众抗日死难烈士祠落成典礼。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修建纪念塔和烈土祠是要在张家口留一永久纪念，以证明收复察东是由许多将士之血肉换来的。并表明举办这个典礼仪式，既是追念既往，同时亦用以告别张垣各界。8月14日晨4时，冯玉祥告别了张家口，乘火车经北平转丰台南下。冯玉祥离察后，拒绝了南京政府拟议的诸多职务安排，重返泰山五贤祠，再度“读书生涯”。

冯玉祥辞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务并离开张家口后，方振武、吉鸿昌表示不撤盟，不倒旗，坚决抗日到底。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出任抗日同盟军代理总司令。由于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进驻张家口并开始收编抗日同盟军部队，所以方、吉将余留部队撤至坝上张北。中共河北前线工作委员会亦随之撤至张北。前委在张北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统一军事上的领导。会议推选许权中、宣侠父、刘少文、武止戈、吉鸿昌等7人为军事委员会成员，并作出部队西去商都，而后迂回至陕北一带坚持革命斗争或从平地泉与张家口之间插向蔚县开展斗争的决定。此时，方振武已率所部东去独石口，吉鸿昌率余部按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商都进发。但是，部队行至商都附近，原驻守商都的高树勋已接受宋哲元的改编，不许吉鸿昌率领的部队通过。此时，宋哲元的追击部队越来越近，并将抗日同盟军第二师的部队截住。危急之中，吉鸿昌只好放弃西进计划，绕道东进，与方振武的部队汇合。

1933年9月初，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余部与方振武的抗日同盟军在赤城县的独石口会师，并在东栅子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联军，树立抗日讨蒋的旗帜。并决定从独石口南下，进攻北平，还提出了“打到北平过中秋”的口号。

会议后，方、吉率部相继出发。9月20日，方振武率部攻占怀柔县城，21日再克密云。23日，方、吉所部进入顺义县境内的牛栏山地区，26日率部向北平进发。方振武、吉鸿昌的军事行动使北平的何应钦、黄郛等大为惊慌，急忙宣布在北平实行戒严，并紧急调集部队对方、吉部队进行阻截。同时，他们又与日本大使馆频频接触，商议共同围剿抗日同盟军。而后，日本军队以执行《塘沽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线”之规定为借口，在顺义、怀柔、密云等地布下重兵，配合国民党军堵击抗日同盟军。10月初，抗日同盟军迂回至高丽营、大小汤山、十三陵一带。其间，日本飞机不断对抗日同盟军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亦加强了军力和攻势。方振武、吉鸿昌虽率部进行殊死抵抗，然而由于双方兵力过分悬殊，以至部队遭受重大伤亡。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所率部队只剩两三千人且弹尽粮绝，被国民党及日本军队团团围在牛栏山，已失去了抵抗能力。为了保留这仅有的一点抗日力量，避免无畏的牺牲，方振武、吉鸿昌被迫与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联系，表示同意接受改编。战事停止以后，方振武、吉鸿昌在被押往北平的途中寻机逃走。吉鸿昌避入天津租界，方振武辗转到达香港。

10月16日，何应钦发表通电，声明抗日同盟军已于当日下午投诚，方、吉离队他去，余部正予遣置等等。这支轰轰烈烈地战斗了143天，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的抗日队伍，终于在日蒋联合围剿下失败了。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及中共河北前委撤离张家口后，宋哲元的部队进驻张家口，随之对张家口人民的抗日活动进行压制，并抓捕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中共张家口市委及各基层党支部和各工会组织又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随后张家口市委与上级失去联系。8月下旬，3名市委成员先后离开张家口到北平、唐山寻找党组织，而后未再返回。中共张家口市委消失。一些工会组织也由此解体。电灯公司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再次进入蜇伏状态。被国民党抓捕的共产党人中，常金凤、孟昭瑞被杀害于清河桥畔。平绥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家骏躲过军警的追捕，潜往天津，但在天津又落入国民党特务的手中，后在天津光荣牺牲。在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脱险潜入天津租界的吉鸿昌，身处逆境，斗志不减，不仅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筹备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和宣侠父共同编辑出版《民族战旗》，并广泛联络各界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然而由于行事不慎，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旋被解往北平陆军监狱。在审讯中，吉鸿昌大义凛然，怒斥蒋介石政府卖国殃民、残内媚外的种种罪行，使审讯他的何应钦之流受到了一次共产党人主持的正义审判。何应钦恼羞成怒，公然罗织罪名，将吉鸿昌杀害。吉鸿昌就义前，慷慨从容，含笑执笔，写下了一首留传后世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铁骨铮言，浩然正气。吉鸿昌以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赢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万分敬仰。他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与世长存。

     ①北平《益世报》，1933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