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得以成功，其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自冯玉祥和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建立联系后，在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的启发影响下，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不仅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反共的错误，而且对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之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鼓励冯玉祥出山开展抗日工作，使冯在迷朦之中看到了奋斗的方向，于是才有了冯玉祥在张家口筹建抗日同盟军的举动。在整个筹建抗日同盟军的过程中，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始终给冯玉祥以极大的支持，从抗日活动策略的制定，到派出共产党员直接参与筹建活动，处处都显示着中共对冯玉祥的关照和影响。而冯玉祥和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也配合得相当默契，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可以说，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得以成功，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大成功，这一点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对冯玉祥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统战工作，是在中共中央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当时，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但由于党中央领导机关已迁往江西苏区，上海党的组织遭受破坏，故未能取得联系。在未获中央指示，而又势在必行的特殊情况下，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不得不自主决定支持了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工作。恰恰是由于中共中央的不知情，才使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在支持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的先期统战工作中，避免了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而这一点，是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都不曾想到的。

当中共河北前线工作委员会取代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组建的张家口特委，承担了张家口及抗日同盟军中党的领导工作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共河北前委通过河北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沟通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此时，一些体现着“左”倾路线精神的指示即通过这一渠道传达到前委。在中央“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前委在抗日同盟军的统战工作及张家口党的工作均出现严重失误。

第一，中共中央对冯玉祥等抗日同盟军的领导人明确表示不信任，致使中共河北前委改变了在抗日同盟军的统战策略。党中央在了解了抗日同盟军的情况之后，并没有对基层党组织与冯玉祥合作创建同盟军表示赞赏，相反，却对冯玉祥等表示了极大怀疑。中央认为，冯玉祥与其他军阀“根本没有区别”，因而一再指示前委，要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的叛变”，要防备敌人（指冯玉祥）向我们进攻。对吉鸿昌，中央指明他“仍然是一个军阀，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敌人”。同时，中央还指责在抗日同盟军中开展工作的党组织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是机会主义”。中央的这些指示，对前委领导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促使前委改变了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与冯玉祥建立统战关系的策略。前委指责原来的党组织与冯玉祥建立统一战线的做法是“军阀尾巴主义”，转而对冯采取了消极的合作态度。实际工作中，前委甚至不顾后果，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冯玉祥。前委明确反对冯玉祥在抗日活动中采取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而倡导“里红外也红”的“胡萝卜”政策。在冯玉祥亟需稳定城市秩序的情况下，前委公开发出“罢工、罢课、罢操”的号召并召开反妥协的民众大会，甚至提出了“打倒冯玉祥”的口号，以此向冯玉祥施加压力。对中共采取的这种先热后冷、明显掣肘的做法，冯玉祥感到十分的不理解，同时也察觉出中共对他仍不信任因而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有力的合作与支持者。这种状况，使得原本已为内忧外患而倍感忧虑的冯玉祥更加不安，以致最后作出了收束军事、下野归隐的决定。而这一结果，不能不说与中共河北前委采取的不当统战策略有关。

第二，中共河北前委施行的“左”的工作方针，过早地暴露了党的活动，为蒋介石围剿抗日同盟军找到了借口。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与冯玉祥创建抗日同盟军的初意，是在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在开展抗日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共产党在北方的抗日根据地。但是，他们也知道，要达到这一目的，绝不能脱离北方的实际情况，更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所以，在筹建抗日同盟军的前期工作中，双方合作默契而沉稳，组军工作虽然开展得热热闹闹，影响传遍全国，但国民党却找不到制止的理由，充其量不过是派出若干说客，发出几篇电文，劝说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到南京就职，与政府“共商抗日大计”而已。

然而，在中共河北前委工作期间，他们公开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贼”的口号，并且抛弃利用黄色工会开展斗争的党的白区工作策略，公开推翻黄色工会，宣布成立红色工会，支持工人向资本家展开清算斗争，甚至砸封了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这种不顾白区工作特点的“左”倾行为，明显暴露了我党的活动和工作意图。近在北平肘腋之地的张家口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共产党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岂会容忍？为此，国民党政府一改原来拉拢冯玉祥的口气，转而斥责冯玉祥宣传共产，实行赤化，并开始大造镇压围剿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在给北平军政当局的电报中强调：“察省赤祸萌动，为安地方计，亟应设法注意防止赤祸蔓延，以免影响华北治安。”为此，国民党便开始调兵遣将，为镇压张家口的抗日活动加紧准备。很明显，正是由于中共河北前委在工作中贯彻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过早地暴露了共产党在张家口和抗日同盟军中的活动，从而为国民党蒋介石提供了镇压围剿的借口。这一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第三、中共河北前委的“左”倾工作方针，使共产党失去了挽救抗日同盟军的最后一次机会。当时，由于中共中央对冯玉祥政治上不信任，所以，中央认为抗日同盟军只是冯玉祥借以扩大个人势力的产物。因此，共产党要争取对抗日同盟军的“独立的领导权”。中央驻北方代表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由无产阶级争取到独立的领导权，领导广泛的士兵、义勇军与革命群众，脱离冯玉祥的控制，把抗日同盟军转变成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进行彻底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战争，发展到创造北方苏维埃的道路。”中共中央及中央驻北方代表还指示前委：“要求将在党领导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央的指示，自然是前委开展工作的依据，在冯玉祥下野、抗日同盟军逐渐瓦解的不利状态下，前委仍提出了“以革命战争来回答国民党的进攻”的主张，将抗日同盟军余部推上了公开与国民党正规军相对抗的境地。当抗日同盟军余部撤至张北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西去商都而后转进陕北坚持抗日活动的决定，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避实就虚、利于保存仅有的一点抗日武装的决策。然而，当前委得知商都的高树勋已为宋哲元收编，拒绝与抗日同盟军进行合作的消息后，又作出了要部队转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的决定，放弃了最有利于保存抗日同盟军仅存力量的一次机会。在东栅子军事会议作出部队易帜南下，进攻北平的决定后，由于前委此时考虑的仍是借机将部队拉到直（直隶省）南创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所以，对军事会议的决定是赞同的。前委负责人还拒绝了劝阻其不要南下而应北上的同志提出的意见，坚持南下意图，从而使抗日同盟军走上了不归之路，失去了最后一次挽救抗日同盟军的机会。

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家口抗日活动中存在失误并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是事实。不过前委在抗日同盟军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比如，前委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仅使广大群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另外，在抗日同盟军进行北征的作战过程中，前委派出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宣传队随军行动，协同开展政治工作，这对维护抗日同盟军的团结，激励抗日同盟军的战斗意志起了很大作用。再者，共产党组织派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在收复察东失地及其以后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都发挥了临危不惧、冲锋在前的战斗骨干作用，其中有的共产党员还血洒疆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而这些，也是与前委的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在同盟军中按师的建制先后建立了中共工作委员会或支部，共产党领导下的二师、五师、十八师、十六师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1933年10月，在发展党员月中，经过战场考验，有100余名官兵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同盟军各部队共有中共党员330名，团结影响进步官兵5000余人。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创建和张家口抗日活动的高潮，是一件震动国内外的大事，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在全国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只要军民团结一致，日本侵略者是能够打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和决心，对日后开展的全民抗战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