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察东重镇多伦被抗日同盟军收复以后，败走热河的日伪军一直耿耿于怀。由于多伦是日军进入察哈尔的立足点，所以日伪军对多伦是志在必得。因此，日伪军积极进行筹划和部署，准备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反扑。而此时，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抗日同盟军内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悄悄拉走部队，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多伦前线的李忠义、邓文两部便是一例。由于这两支重要力量的叛离，使驻守多伦的抗日同盟军的实力大打折扣，加之抗日同盟军其他部队亦出现类似的混乱和武器弹药的严重不足，吉鸿昌已无力固守多伦。为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吉鸿昌不得不含泪告别多伦人民，率部撤出了多伦城。

1933年8月13日，伪军李守信乘多伦空虚，率部而入，日军将侵略魔爪再次伸进察哈尔。此后，日伪军加紧实施其侵略扩张计划，相继占领了察东沽源黑河地区及赤城喜峰砦，并向龙门所推进。在日伪军的进逼之下，宋哲元一面约束部队，一面派秦德纯赴北平与日本武官柴山交涉，要求日方制止日军对察东的骚扰。柴山却以托词“误会”应付，但同时又对秦德纯提出双方谈判，划察东为“非武装区”的要求，其目的就是以此迫使第二十九军撤出这一地区。

1934年9月，日军公然派飞机飞抵张家口上空，散发所谓“警告”传单。内称：“（一）中日协定所定昌平、延庆之延长线（即龙关、张北以东地区），如有中国军队进入，即是明犯协定之行为；（二）近来宋哲元军擅入该线以东区域内，毫不顾及协定精神，望该军速撤回昌平、延庆、龙关、张北以西之线；（三）如不撤退，日满军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以维持协定，不但要攻击该军，且要炸毁张垣；（四）由此发生事端，全由宋军负责。”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这种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宋哲元作出让步，以满足其在察哈尔进行扩张的欲望。

1935年1月，第二十九军一部与日满（伪满）军在沽源长梁、乌泥河等地发生冲突，侵入这些地区的日满军多被俘虏。此时，日军以宋哲元部队侵犯“满洲国”国境为借口，命令第七师团谷寿夫旅团开赴热察边境，驻赤峰之若松联队向多伦集结，而驻多伦伪军李守信部则向沽源移动。同时，日军又派飞机6架飞抵多伦。在此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日本关东军发表文告，妄称沽源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同时，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声称独石口至沽源一带为“满洲国”之热河省，要求宋哲元部队迅速撤退，否则，日军将向宋军发动进攻。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宋哲元作出让步，将沽源长梁、乌泥河及其他处民团机关撤至后方，将驻守赤城独石口东栅子的部队撤至独石口，并命令各部队尽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然而，何应钦的退让，并未满足日军的扩张侵略行动野心。事实是日伪军调兵进犯沽源县境，主力部队由大滩向沽源逼进。另外，日伪军还派兵由大阁镇向独石口进发。此时，蒋介石表示，日军攻察系“地方事件”，应就地解决。

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张维藩与日本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就察东事件进行谈判。秦表示让步。

但就在双方谈判之际，1935年1月22日，日伪军千余人，在4架飞机和10余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分两路向察东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被迫进行还击，战斗甚为激烈。23日，日机轰炸赤城县东栅子，日军谷寿夫旅团的部队亦向东栅子发炮猛烈轰击，东栅子全镇顿成一片瓦砾。24日，日军占领东栅子。同日，日机又轰炸独石口，炸死、炸伤军民20余人。在沽源方面，日军又增兵一个联队，使前线日军兵力达3000余人、伪军约2000余人，在承德，大滩的日军后备兵还有3000余人，并配有飞机9架。27日，日军占领沽源城东的乔家围子和义合成两村。

在察东冲突日趋升级之际，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再次复电宋哲元，谓“察东事件系地方事件，由地方交涉解决”。1月30日，国民党代表殷同偕、朱式勤与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谈判察东事件。高桥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国对察热边境不幸事件口头表示遗憾；二、察省如数交还所收热河民团的枪械；三、中国军队将来绝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线以东地区，并不得有威胁行动。2月1日，中国和日本代表赴沽源后转大滩会商察东事件，并签订《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中国不得驻军，划为非武装区。这次由日军侵略察哈尔挑起的察东军事冲突事件，又以国民党的容忍退让而结束。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察东冲突期间，1934年10月，日军还在张北制造了一起在中国政府管辖区内拒绝中方例行检查的事件。10月2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池口克己一行8人，由张家口至多伦，在途经张北南门时，驻军卫兵要其停车接受例行检查。日方拒绝检查，并写信至县公安局。后驻军一军官赶至现场，准其通行。此事从发生到结束不足40分钟。

本来，外方人员通过中国管辖地区，接受检查是常例，中方未检查便予放行已是宽让，但日军为配合其在察哈尔的侵略扩张行动，便有意在这一事情上大做文章。10月29日，日本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正康声言日军受辱，向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10月30日，日本又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宋哲元在此事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于11月25日派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免去了当事者张书标的连长职务。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更许诺以后日本人在察哈尔省旅行之自由，并将不再检查其携带物品，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西等等。再一次表现了其丧权卖国的嘴脸。

在察东事件告一段落后，日本侵略者并未放松其在察哈尔进行侵略扩张的计划。1935年5月，又借第二次张北事件，开始实施其侵略扩张行动。

1935年6月5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随员一行4人乘车从多伦至张家口，行至张北县城北门，守卫哨兵拦车要进行检查，而被日方拒绝。卫兵将其带往师部。师长赵登禹请示军长宋哲元之后于次日上午11时许放行。

事后，日方极力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捏造日方人员受到了拘留、讯问、威胁、断食、施以暴力等种种谎言。为此，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于6月11日向察省军政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处理当事人员，赔礼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在交涉的过程中，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忽然又提出：由于张北事件事关重大，超出了领事解决的权限，应与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进行交涉。

6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召到新京（长春），听取有关情况的汇报，而后决定由土肥原少将与宋哲元直接交涉。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中国人称“土匪原”，早在1907年就被日本派到张垣（张家口）做谍报工作，是个中国通的老牌日本特务。作为对交涉的策应，南次郎指示关东军在热河省内要有所军事行动。

6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秦德纯代理。6月2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日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北平政整会顾问程克、陈觉生，张北县警备司令张允荣在北平就张北事件进行谈判。

6月27日，经双方讨价还价，秦德纯、土肥原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其内容是：一、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免职；二、将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三、将第二十九军撤出沽源、宝昌、康保、商都、化德等地，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四、中国政府此后不再向察哈尔省北部屯田移民；五、撤出察省境内的国民党部；六、解散排日机构，禁止排日活动。

这一协定的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日本方面原本欲通过军事行动方能达到的目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体现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丧权辱国的产物。《秦土协定》签定后，宋哲元部队依协定要求，从长城以北撤出，让出了察北一大块基本不设防的领土。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抓住张北事件不放，其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件事，力求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然而，连日本人都不曾想到，他们竟如此轻易地得到了他们早想得到的一切。

《秦土协定》为日本侵略者在察北的侵略扩张计划扫清了障碍。在略经筹划之后，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将其侵略扩张计划付之行动。

1935年12月10日，日军指挥伪军李守信部队在日军炮兵的配合下进攻并占领了宝昌。随后又相继攻占沽源、康保、商都、尚义、张北，连同早已侵占的多伦，察北7县全部陷入敌手。1936年1月，日军侵占张北县城。2月1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蒙族，德王）在张北县城成立“察哈尔盟公署”，并建立了伪大乡、保甲制及“联络员”、“情报员”一整套日伪统治机构。3月22日复以察北蒙旗为根据地，成立了伪蒙疆自治军政府。此间，日军在张北设领事馆，修机场，开妓院，之后又修筑狼窝沟工事，制造安固里淖惨案……广大察北人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殖民地生活。1935年3月9日，日本又在察东成立了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由日籍指导官中岛荣大一手操办，实行其各项计划，将察东一线长城以东广大地区，以及察北额尔纳哈旗、乌珠穆沁旗等均划入该自治区内。同月下旬，汉奸李守信在多伦设立了“察东特别警备区司令部”。3月间，察东沽源新辖之永安堡（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椴木梁等地遍设伪满州国的国境警察部队，并指定该地区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日本侵略者为了永久占领这一地区，又对上述各村改变名称，均按昔日日军官或阵亡、或立有“战功”者命名以示纪念。如小厂即永安堡改名为永见堡（联队长永见俊德），石头城子改名石井堡（日军队长石井），长梁改名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名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北石柱子改名岩仲堡（日军参谋岩仲），地处山险要塞椴木梁地命名斋藤山。这些新地名，虽然为当地百姓所不齿而未沿用，但这是日军处心积虑亡我中华的写照，是罪恶侵略的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