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7日到9月底，张家口及其各县全部沦于日军之手。日本按其“以华治华”的既定政策，先后扶植汉奸在张家口、大同、归绥成立了伪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察南、晋北、蒙古3个伪政权合而为一，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其统治区域为察哈尔、绥远、内蒙古的大部及山西北部，张家口成为了蒙疆地区反动统治的中心。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积极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做准备，声称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蒙疆地区则成了日军掠夺资源、“以战养战”的重要后方供应地。地处华北、蒙疆、“满洲国”地域内的张家口人民在日伪残酷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为了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伪华北自治政府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伪蒙疆自治政府也如法炮制,从1941年9月至1944年4月连续5次推行其“施政跃进”运动。每次“治安强化”和“施政跃进”的推行,都伴之以军事上疯狂的“围剿”、“扫荡”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蚕食”,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最困难时期。

对抗日根据地，日伪采取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 “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根据地人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941年10月15日，驻蔚县的日军联合涿鹿等县的日军强拉民夫3000人，在叛徒徐墨清引导下，合击抗日根据地中共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岭南、陈家台、岔河一带。敌人所到之处，百姓的房子全部被烧毁，政府坚壁起来的粮物大部分被挖出，被敌人抓住的百姓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残。曹子水是个很小的村庄，在这次“扫荡”中，敌人除了将全村房屋放火烧毁外，还杀死9名未转移的群众，赶走60头耕牛、20头毛驴和200多只羊。据不完全统计，仅苜蓿一个敌据点，从1941年安设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就先后杀死抗日干部、群众190名。南山一带的房屋被敌人烧毁无数。起初，敌人烧了房子百姓再盖，结果盖起来又被烧，而且敌人把房屋烧毁后，还将残墙断壁全部推倒，甚至连房基也刨掉。敌人把农具、炊具砸碎，把碾磨推到沟里，把水井填了，有时把地里的青苗毁掉，把耕牛、牲畜抢走或杀死。敌人企图以此摧毁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1943年11月7日，100多名日伪军闯入崇礼县韭菜坪村，全村20多户人家被杀死9人，3名未出生的胎儿死在母腹中。12月，伪军李守信部借剿匪之名包围了张北县南滩村，机枪、冲锋枪、小钢炮一齐向村子射击，顷刻间，小村庄硝烟弥漫，弹片横飞，36名无辜百姓惨死。伪军临走时还抢走了一批牛羊和衣物。1944年6月，一小队日军进入赤城海陀山区九道沟村，令张秀莲、郭凤荣交出其丈夫、村干部及八路军，张秀莲、郭凤荣二人缄口不语，恼羞成怒的日军开枪将她二人及另一妇女杀死，并将郭凤荣60岁的婆母、5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张秀莲3岁的儿子全部残杀。

 对游击区，日伪实施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政策。1941年和1942年，侵华日军在游击区进行所谓“边缘蚕食”即采取军事讨伐、政治欺骗、特务活动等手段，向抗日根据地步步推进，逐步缩小根据地的而积。日伪“蚕食”的实施办法计有：一是推进设于根据地周围的据点、碉堡、封锁沟，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扩大其治安区。二是以“扫荡”配合“蚕食”，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住地带”，将群众并入指定的“人圈”，把原村庄彻底毁灭。三是在大的军事活动间隔期，以宪兵、警察、叛徒、特务武装出扰，包围村子，搜捕八路军工作人员与村干部，摧毁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打击分散的抗日武装和游击队。四是在政治上进行诱降，培植内奸搞欺骗宣传，达到其“民匪分离”的目的。五是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控制日用品，抢劫粮食，威迫群众资敌。1942年，日伪在抗日根据地周围，将火柴、油、盐、布匹统统控制起来，给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敌占区，日伪开展清乡活动，为了达到使占领区殖民化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敌占区搞“清乡”，实行甲牌制度及连坐、联防和通告证制度，清查户口，实行物资定量配给和禁运，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组织。他们强迫18至30岁的青年参加军事训练，组织“清乡青年队”。在日伪占领的张家口地区各县城和大的乡镇，都建立了甲牌户籍管理制，强制16岁以上居民领取所谓“良民证”，鉴别指纹，盘查户口，实行“甲牌连坐”无证者以“匪”论处，一户遭迫害，四邻受株连。在日伪的统治下，百姓失去了人身自由，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日伪的“扫荡”、“蚕食”和封锁，敌占区、游击区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平北抗日根据地的龙赤、龙延怀、龙崇赤大块根据地被分割，面积缩小，人口减少。有的村政权变了质，有的共产党员、干部叛变或脱党。部队给养得不到补充,干部战士们住的是小茅屋、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野菜野果。战士有病,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在蔚县南山根据地，日伪在“治安强化”运动中,不仅修复了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摧垮的王喜洞、草沟堡、麻田岭等据点,还在盘南头、苜蓿、九宫口、北口、松枝口等进山峪口安设了新据点,并且把水峪、小峪、绵羊峪等仅能走人的小峪堵死,断绝了山区的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病饿交加,当时只有60户、210人的瓦子盆村,就病饿死52人,有20户绝了人烟。八路军部队也大量减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实现“以战养战”、“确保华北”之目的,更加紧了对张家口人民经济上的掠夺。而这种掠夺与盘剥早在张家口沦陷之日起就开始了。

1937年9月27日,日军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金融委员会”和“察南银行”,规定废除市面流通货券,暂用满洲银行券。1938年1月,伪蒙疆银行首发货币额为1.9亿元,4、5月又发行3.3亿多元，以后发行得更多,用这些伪钞攫取中国百姓的大批物资。日军为了搜刮民财,对沦陷区百姓大量征税,名目繁多,计有地亩金、地粮款、门户费、雇工费、剿共费、招待费、讨伐费、车牌捐、长尾巴捐、割头税(每口猪2.4元)、婚书印花捐(男女各6元)、证明书费、狗牌捐(每月5角,有铁链者8元)、鸡捐(每月交15个鸡蛋)、房捐、丈地费(每亩收1.2元)、配给灶王爷费、配给皇历费(3角)、户夫费（1--3元)、修路费、情报费、特务棺材费、报纸费和伪军政人员的婚丧祝寿费、孩子过满月费等等。这些费、税、捐,限期交纳,如到期不交，则派出伪军警特务前去征讨。为了掠夺更多的物资,日伪还进行贸易垄断,物资统治,实行“组合”、“配给”制,限制商业自由,控制百姓生活日用品。日伪设立各种“组合”机构,强行廉价收购,高价“配给”。棉花每人每年不得超过1斤,小白布每人不得超过一匹，纸烟不得超过2小盒，大米、面粉为军用品，百姓不得食用。主要物品均由日伪开办的“大蒙公司”、“畜产公司”、“三菱洋行”、“久保商店”、“肉业组合”、“煤炭组合”等经营。私人商业由于受“配给”、“官价”限制，无法经营。张北县城历来是蒙汉民族的贸易中心。坝下的布匹、杂货，坝上的牛羊皮毛等物资都经由张北交换，市场十分活跃繁华。全城商号500多家，日军侵占后，只剩下205家，而且无货可经营。大批店员失业，小商小贩更是无米下锅，生活饥寒交迫。日军为了从中国人民手中搜刮战略物资，还实行“金属回收运动”，强迫人民群众献铜献铁。

日军为了达到其源源不断支援“东亚圣战”的目的，在对张家口地区人民进行敲骨吸髓般盘剥的同时，还对人民群众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用武力霸占了龙烟铁矿，开始了对矿山资源的掠夺，工人们在日伪军监管下每天从事十四五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坑道内没有通风设备和安全设施，工人十之八九患上了矽肺病，落顶死伤事故时有发生。劳累、事故、病饿造成大量矿工死亡。集中掩埋的矿工尸体，竞将庞家堡一条大山沟填满，形成了“万人坑”、“千人地”、“肉丘坟”等坟场。庞家堡铁矿约有5万余名劳工，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上半年就有8000余人死亡。2000余名顺德籍矿工，过了一个冬季只剩下不到100人。死难劳工有的身压巨石，有的被铁丝捆绑，令人惨不忍睹。1939年秋，日军在张北县黑风口两侧山脉构筑野战工事，利用“扫荡”中从根据地抓来的大批群众充当劳工，同时每年又从怀安、万全、崇礼、沽源、康保、尚义、张北等县强征数千名民工，日夜赶修工程，每天约有10余人被活活打死、冻死。日军为确保工程秘密，每完成一项工程就处理一批劳工，其中青壮年被押送到抚顺煤矿或日军细菌部队，年老体弱者被扔进了安固里淖。在整体工程修建中，被杀害的中国劳工约有3000余人。日伪在占领区还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对不种植罂粟或不缴纳罂粟及其产品（烟土）的群众，轻则罚款，重则坐牢。1941年伪蒙疆专营鸦片的榷运总署就输出鸦片350万公斤，50克鸦片购销差价为17元（伪蒙疆币，下同），这年光经营鸦片，日伪就获利1亿多元。鸦片的大量种植和经营，造成吸毒者与日俱增，许多平民百姓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面对日伪的血腥统治，张家口人民没有屈服。沦陷区的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用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抵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针对敌人的“扫荡”、“蚕食”和封锁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抗日根据地在残酷的斗争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