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在华北推行其“治安强化”运动,大都同军事活动同步实施,这就是对抗日根据地疯狂的“扫荡”、“蚕食”及经济封锁。在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调集了在华北的6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共7万余兵力,并从晋南中条山会战中调来野战劲旅第二十一、三十三师团作为进攻的主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晋察冀边区之北岳、平西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消灭晋察冀军区主力和首脑机关,摧毁根据地设施,达到最终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1941年8月中旬,集结在北平附近的日军二十一师团主力配合驻蒙军二十六师团及十五混成旅团,向平西根据地大举“扫荡”,很快控制了涞源至易县公路,切断了北岳与平西区的联系。同时,日军一一○师团从定县、新乐向东南,三十三师团从石德路向北, 发起了对冀中根据地七分区的围攻,切断北岳与冀中区的联系,控制了平汉铁路,完成了对北岳与平西的分割、封锁和包围。晋察冀军区主力为避敌锋芒,相机转移至平汉、正太铁路沿线等外线地区待机破敌,只留一部及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内线与敌周旋,牵制和消耗敌人。8月23日,日军又以两万余兵力封锁了平汉、正太铁路和涞(源)易(县)公路,并从东西南北四面先对北岳一、二、四分区,最后对三分区之阜平、陈庄及平西的蓬头等地区进行了密集的围攻和“扫荡”,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和首脑机关。晋察冀军区内线部队和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聂荣臻率领下与敌展开了艰苦的周旋,最后化整为零,从敌包围圈的缝隙中插过,于9月上旬安全转移到敌侧后的机动位置。萧克率领的平西部队主力于8月30日夜跳出合围转到外线。数路敌军扑空后,于9月3日会占阜平,并对阜平、陈庄、蓬头等根据地中心区进行了大搜捕和“清剿”。

在这次反“扫荡”中,平西根据地各级武装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下英勇作战,至10月初使各路窜犯之敌全部撤回。平西主力乘胜先后拔除了涞水北之车厂、横岐、孙庄三据点。至此,平西秋季反“扫荡”作战结束。据自8月至10月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统计:共作战87次,毙伤日伪军780名,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但是,这次“扫荡”,平西根据地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八路军指战员伤亡重大,干部和无辜群众被抓被杀。侵略军所过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群众的粮食、农具、牲口、家畜被抢劫一空。敌人在根据地内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集甲并村”,平西区被敌人分割、包围。

在蔚县南山根据地,1942年7月6日,驻蔚县、广灵、涞源、灵丘日军纠集了2000余兵力,分四路向芦家寨一带进犯。由于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较早就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分散转移,并埋设了地雷,所以日伪军不仅一无所获,还有死伤,只得气急败坏地烧房、拆墙,最后垂头丧气而归。但从广灵来的一股日伪军却使用了假撤退阴谋,当共产党的部分干部和群众返回村子时,被日伪军突然包围,结果,除赶走50余头牲口、抢走部分粮食外,还抓走了3名区村干部,村长王福品被杀。这次“扫荡”后不久,蔚县,广灵两县的日伪军又突然奔袭芦家寨,区干部金大刚和群众一起被圈在一块大场里,敌人架起机枪,用刺刀威逼,让群众交出八路军的干部。群众强压怒火一言不发。凶残的敌人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人用刀刺死,还吼叫说:再不说出谁是共产党、八路军,统统的枪毙。群众仍一言不发。当敌人架起机关枪准备向人群扫射时,金大刚挺身而出,喝住机枪手说:“我是八路军、共产党……"。群众避免了一场流血的灾难,金大刚被押到灵丘县城英勇就义。

面对日伪的残暴,蔚县的我党政军领导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斗争措施:把反“扫荡”和反“封锁”结合起来,使武装斗争及政治攻势延伸到敌后,深入宣传群众,揭露敌人造谣诬蔑之阴谋,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摧毁敌人的重点军事、政治堡垒;继续开展夺粮斗争,阻止游击区向敌人交粮,没收汉奸及奸商贩卖的粮食,加紧向群众征购粮食的工作;在军事上,利用敌人战线长、据点多、兵力不足等弱点,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深入大城镇突袭敌人。集零为整,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结合部、大据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继续加强东、西北山的军事、政治力量,使日军前后左右受击;加强敌工和城工工作,增设地下情报组织,掌握敌人的动向,争取联庄会,瓦解伪军政人员,控制重要据点,使敌人内外不安。经过1941和1942近两年的苦战,不仅瓦解或逼走了日伪在南山深处设置的据点,还不断地从根据地派出工作组和小分队,袭击川下敌人,秘密进入东、西北山并不断开辟新区,向外发展。

针对1941年8月大“扫荡”以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的严重形势,1942年初实行精兵简政时,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撤销,中共平西地委划归中共北岳区委领导,将平西地委排列为第十一地委。同时建立平西军分区,排列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1942年春,中共平西地委和军分区从晋察冀主力七团抽调人员组建了武装工作队,决定由这支武工队深入敌后，武装开辟蔚县东北山地区,即蔚涿宣地区。

东北山地区位于蔚县城的东北方向,北与宣化县、东与涿鹿县接壤。在这里日伪设有大乡、甲公所、镇公所和警察署。镇公所除伪行政人员外,还有日军指导官坐阵;警察署驻有伪军大队和伪警察,土匪、特务也横行乡里,十分凶恶。这一带的群众饱受着反动势力的欺压、祸害,非常渴望早日解放。1938年和1939年蔚县县委曾两次派员进入东北山区做开辟工作,但由于敌人的猖狂进攻,又撤回蔚县南山根据地。1941年,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平西地委的指示,蔚县县委派邵一波(康大英)深入到东北山区,与沈一洪、陈进荣等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创建了八区区政府。后由于形势恶化,县区干部均撤回根据地。这次武工队奉命深入这一地区,就是要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开辟东北山,通过灵活机动的敌后游击斗争,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恢复被日军“蚕食”掉的地区,并扩大游击区,把根据地逐渐延伸到敌人的纵深之处,构成对敌人主要交通干线平绥铁路、张涞公路的严重威胁。

北山武工队的组成人员是部分班排长、文书、文化教员等,几十名骨干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武工队长是七团敌工干事王耀华。这支武工队于1942年春的一个夜晚,从海拔2000多米的小五台山上下来,直插蔚涿宣。蔚县八区区长邵一波和两名助理员一名通讯员也随武工队一同出山。

武工队穿过敌人沿南山修筑的公路封锁线,从日伪防范薄弱的山口赤崖堡出来,首先在紧靠南山根据地、距敌炮楼稍远的塔头、上寺、宋家庄、安庄一带建立了秘密活动的立足点。

在敌后活动,是极其紧张、艰苦而危险的。蔚涿宣地区每隔十几里就有一个敌人的据点,据点之间又有电话相连,严严实实地封锁着大小交通要道和山口。此外,敌人还在各村布设了村警、联络员和特务暗探。因此,武工队一旦暴露行迹,就会立即遭到敌人四面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武工队要站住脚,就得从争取、改造伪村政权,使之参加抗日入手。武工队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三至五人的小组,和区政府的人员昼伏夜出,根据伪政权大都掌握在有钱有势有名望人手里的特点,常常半夜出发摸进村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潜入预先摸清的地主或大户家里,对其进行教育和威慑。这些人一来慑于八路军的声威,担心自身家小财产的安全,二来毕竟是中国人,还有些民族气节,便常常利用他们所控制的伪村政权人员为武工队布岗放哨,防备万一。待到次日夜幕再度降临后,武工队把伪村长、村警、联络员都叫来,有时还找一些家族的族长和知名绅士来开会,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讲解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经教育,这些人当场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意为抗日做工作。武工队当即和他们确定好联络人和联络地点,然后,又在半夜出发,去另一个村子,用同样的办法开展工作。两三个月下来,同武工队建立联系的村子便由三五个发展到几十个以至上百个,武工队的活动区域扩大了。

随着开辟工作的不断深入,武工队对各村政权的要求不仅限于其拥护抗日,愿意为八路军筹粮、送情报了,而是要这些村政权只在表面应付敌人,或者干脆不为敌人办事。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削弱或割断控制伪政权的中间环节。武工队转入半公开武装斗争后的砸大乡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个伪大乡管着十个八个村庄,有固定的乡公所,有伪乡长和几个伪职员,但没有武装。他们专门负责到各村为日伪催粮派款、征捐收税、搜集情报,有的还带着日伪军清乡,抓捕残害交不起粮款的群众。老百姓对此十分痛恨。

武工队砸大乡的方式是突然袭击式的。他们夜间摸到伪乡公所,把伪乡长和伪职员抓住,没收他们收缴贪污的款项,将帐单收据、公文要件、公章大印统统一把火烧掉,训话后令其解散。武工队接连砸了孙家沟、上葫芦、大沙河等七八个大乡。没有了大乡,一个伪区公所管不过来上百个村子,轻易不敢出来催粮要款。这样,不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开辟工作也好搞多了。

武工队开辟蔚涿宣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之际,斗争形势极其严峻,为此武工队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蔚涿宣地区山高坡陡,沟谷交错,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这里本来就有许多土匪恶霸,后来日伪又大量网罗地痞、流氓、赌棍和烟鬼等社会渣滓,为其统治服务。有的占地为王,横行乡里;有的给敌人刺探情报,坑害群众,破坏抗日。不把他们除掉,开辟工作就难以进行,基层两面政权就难以维持,广大群众也无法真正发动起来。于是,武工队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开展锄奸反特工作,根据群众举报先后处决了桃花堡、吉家庄日伪据点的两名特务,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武工队还有目标地利用投书、传话的方式,警告了一批汉奸密探。这样做果然对汉奸特务震动很大,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主动找上门来,求八路军武工队保全他们的性命,并表示今后不再干不利八路军、坑害老百姓的事情。武工队趁机做争取工作,要求他们今后必须立功赎罪,为八路军提供情报。这样,敌人安插下的一些密探反倒成了八路军武工队的耳目,各村的情报员也基本上被八路军控制,敌人稍有动静,武工队便先得知了。另外,武工队还通过多种渠道收编了一些联庄会、土匪,使之成为抗日武装,消除了武装开辟工作中的又一隐患。

从1942年冬季开始,武工队利用机智灵活、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拔除了日伪设置在北山地区的一个个据点,使开辟工作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日伪在这一地区的据点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军在占领这一地区后沿公路干线修筑的大据点,如桃花堡、倒拉嘴、白乐、吉家庄等,这些据点大都是伪区公所所在地,由日伪军驻守。第二类是敌人“蚕食”进攻后新建立的据点,如上虎盆、大荆寺、马牙水等,大都由伪军或警察驻守。第三类是被敌人收编的联庄、伙会。其中第一类工事坚固,兵力也强,拔掉有困难,第三类大部不是顽伪,有一些还和共产党有秘密来往,是瓦解争取的主要对象。因此,武工队拔除据点首选第二类。

大荆寺是北山东侧涿鹿县的一个村子,村里有两个炮楼,分别住着涿鹿警备队的一个小队和联庄伪军。1942年12月,武工队利用据点内敌警备队与联庄伪军的矛盾,在联庄伪军的指引下,悄悄摸进大荆寺据点,从据点后墙直接上了警备队炮楼,将敌人全部生俘,一把火烧了炮楼,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拔除了大荆寺据点。在斗争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1943年4月,武工队还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下了桃花堡据点。5月,又乔装巧夺了马牙水据点。不久,又拔除了瓦窑沟据点。至此,日伪“蚕食”进攻后安插在北山内线的据点全部被拔除,只剩下一些尚能够给八路军做耳目的联庄土炮楼。武工队为大规模开辟蔚涿宣创造一个立脚、回旋和向外发展基地的任务宣告完成。

为了加强蔚涿宣地区的武装力量,1943年7月晋察冀军区十一分区组织的北山支队开赴这一地区。北山支队下辖3个队共计200余人,原北山武工队划归支队领导。北山支队在蔚涿宣配合地方共产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继续收编联庄会武装,并从秋季开始,打了许多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推进了武装开辟工作。1944年3月,蔚涿宣联合县在蔚涿宣工委(1943年3至6月称蔚阳宣工委)的基础上建立。县委书记先后为韩惠如(杨奎)、高毅民,县长李文杰,副书记梁敏章,组织部长刘一鸣,宣传部长王野舟,敌工部长冯剑平,下辖10个区。至此,新的蔚涿宣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在这块东西长40多公里,南北宽35公里,拥有330多个村庄,60多万亩土地,8.6万多人口的地域内,每年可向八路军交公粮2800多石,极大地鼓舞了平西老根据地军民粉碎日伪经济封锁的斗争,为老根据地摆脱供不应求、“缺吃少穿”的困难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有力地牵制了日伪进攻抗日根据地的兵力,配合了平西军民反“扫荡”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