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主席就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他形象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萧克将军深谙此理，他在《挺进军的三位一体任务》中指出：“要反对轻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拿根据地当‘伙铺’（笔者注：伙铺是古时供商旅们歇脚、做饭住宿之处），以便暂住一宿又准备明天走路……这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正是在萧克将军这篇光辉文献的正确指引下，1940年，平北地委、专署、军分区以及龙赤、龙延怀县委、县政府，在华北、满洲和蒙疆三处日伪政权的严密统治的夹缝当中，找准了自己的落脚点——海陀山，在此树起了抗日旗帜，引领平北抗战走向胜利。

段苏权将军曾多次提及这面旗帜，他说：“敌人妄图一举毁灭我根据地的如意算盘没能得逞，平北根据地的红旗依然在大海陀上空高高飘扬。”（《忆1941年平北东部地区反“扫荡”斗争》）他还说：“在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兵员少，武器装备差，弹药缺乏，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我们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机智灵活歼敌，化险为夷，是因为我们拥有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抗日的群众。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在敌人的‘铁环包围’中绝处逢生，纵横驰骋。有了他们，我们平北根据地的抗日大旗才得以始终巍然飘扬在大海陀高峰。”（《忆平北1942年7、8月反“扫荡”斗争》）

然而，把红旗插到海陀山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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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旗插到海陀山上，是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分局的英明决策。在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分局的相关电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平北要定鼎海陀山，但是却作出过开辟赤城龙关（海陀山主峰在境内）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拟以杨（笔者注：杨成武）部原有部队抽一个团，配足干部，到赤城、延庆、沽源、丰宁即热察冀边发展工作，创造根据地，西与张北之王震，东与宋、邓相互响应与配合。”（《朱德、彭德怀关于创造冀热察根据地的意见》1938年8月3日）；“以北平西山及矾山堡、东西斋堂地区为根据地，巩固向北发展，以稳步推进，求得创造赤城、龙关、丰宁、昌平地区之游击根据地。”（《朱德、彭德怀：冀热察军事行动方针》1939年4月21日）；“我军在华北整个战局下，特别根据冀热察情况，确定坚持冀热察游击战争，并拟定昌平、延庆以北，赤城、龙关、白河、潮河、北宁地区（笔者注：指辽宁省西部）建立根据地（主要从地区位置和地形的观点出发）。在总目标下的发展步骤，应首先向东然后向北，求在北东大量发展军队，然后转向白河、赤城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关于华北战局概括及建立根据地意见》1939年4月26日）；“创造赤城、龙关等地之冀察热边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与坚持冀东之游击战争有极大的意义，但因某些同志对‘抓一把’的倾向了解得不足够，影响了这一任务之应有的完成。”（《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冀东游击战争的意见》1939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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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旗插到海陀山上，是我党我军经过不懈努力才取得成功的。1938年第4纵队挺进冀东时，一度在昌平、延庆、密云、怀柔等地活动，建立过抗日政权——昌滦密联合县政府，很多地方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宋时轮率部撤回平西时，曾一度攻克后城、龙门所、赤城等日伪重镇，在途经海陀山区一些村庄时，纪律严明，爱护人民利益，给赵顺等广大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在海陀山插红旗的思想准备。中共北方分局曾指出：“实际上由1938年宋、邓支队东进时开始，按着当时的条件，在平北创造与坚持根据地是有充分可能的。”（《中共北方分局关于三年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1943年2月）

1939年6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派出34大队和游击一支队再度开辟平北，在十三陵受阻后返回平西。接着又派延怀游击支队开进平北，先到延庆南山，由新组建的龙赤工委（对外称龙赤工作团）书记徐德（化名王伍）带领，准备到大海陀找联庄会首领姬永明接头，以建立龙赤抗日根据地。后因中途遭敌包围损兵折将，内部发生误会导致司令员孙元洪被打死，不得不撤回平西，只留下政治部主任蔡平前往阎家坪面见姬永明，密商联合抗日事宜。1939年11月，萧克提出“三位一体”（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任务之后，于1940年1月组成以徐德为书记、史克宁为组织部长的平北工作委员会。抽调了20多名地方干部，并从挺进军九团抽出第八连为骨干，加上在沙塘沟发展的游击队30多人，组成游击大队，大队长钟辉琨、政委刘汉才。他们以昌平县北的后七村为中心，不久就成立了昌延联合县，下设四个区。4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派苏梅和10团挺进平北，同时将游击大队升为游击一支队，支队长刘开锡、政委钟辉琨。5月，敌人纠集3000多人进行“扫荡”，重点破坏我中心区后七村一带，工委决定转移外线打击敌人，从而挺进到了延庆北山（海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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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是1940年6月2日晚上，在小辛庄召开的平北工委会议上作出的。会议由苏梅主持，钟辉琨、刘汉才、徐智甫、史克宁等县区地方干部和一些部队干部参加，苏梅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平北形势。当时，随10团挺进平北的《挺进报》负责人金肇野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历史时刻：“晚上九点多，苏梅同志要我随钟辉琨、刘汉才同志北上，进延庆北山大海坨（笔者注：应为‘陀’）山区。夜里，阴云密布，游击支队的战士们已经集合在街头。……我紧挨钟辉琨身边，问他怎么走？他说：‘从小间房下山，往北走。’他在平北走遍了山山水水，打仗也很有经验，他从井岗（笔者注：应为‘冈’）山下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他现又扛着红旗来到平北，把红旗插在平北最高峰海坨（陀）山上。”（《血沃长城》，金肇野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为何要把红旗插到海陀山上呢？在1982年赤城党史座谈会上，钟辉琨将军总结了三条经验（《谈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巩固过程》1982年9月）：其一、海陀山是个宝山，闹革命就是好。好不是它富。够穷的了，既不产粮，人口又少。好处是路是小路，到处是柴树林子。周围的山数它高，数它大。没有这个，机关存在不住。在后七村那里，机关、专署放在那里，敌人早给剿了。大海陀它没办法，剿了几次了也没办法。敌人晚上来，一夜走到天明，也到不了大海陀，天亮我们早发现他了，他也没本事爬上海陀山，把我们包围起来。敌人白天来走佛峪口也好，走龙关雕鹗也好，走后城里长沟也好，我们早发现他了。打得了就打，打不了我们早就转移了。敌人走黑龙潭到大海陀、闫家坪，他要进山，我们就到延庆川去了，到赤城周围去了。海陀山这地势和有利条件，战士和指挥员都看中了。其二，海陀山好的地方是有柴烧，能解决我们没棉衣穿的问题。柴禾多冬天你烧吧，烧炕、做饭、烤火都是它。有柴禾冷一点也能过冬，没有柴禾过冬不行。其三，冬天敌人“扫荡”有困难，天气一冷他也怕冻。他不来，我们小部队开展活动，大部队开展训练。在石头堡、元通寺、后孤山一带搞训练。自己修操场，盖窝棚。靠山坡有个小平地，一个礼拜就修起来了，一二百人的操场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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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旗插到海陀山上，是历史的选择。海陀山没有辜负这一光荣使命，使自己成为了一座名垂千古的抗日名山。“平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在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整个抗日战争过程，共歼敌23000余人（不完全统计），缴获各种火炮130余门，轻重机枪及步枪近3万支。平北军民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仅龙关、赤城两县，就牺牲11000余人，约占两县（根据地）总人口17%，平均每6人即有1人为国捐躯。平北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以光辉的胜利而告终。”（段苏权：《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8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