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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河北的渊源，要从他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说起。
张锡瑗，1907年生，直隶省房山县人。房山现属北京，1960年以前属河北省（1928年前称直隶省）。因此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张锡瑗是河北人。张锡瑗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1924年曾在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校期间就作为骨干分子参加学潮，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北京中共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在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的逝世而创办的，其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1925年下半年，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共挑选了310名学员。第一批118人于1925年11月抵达莫斯科，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87%。张锡瑗属第一批学员。是年，她18岁。
1926年1月，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派遣20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联学习，先进入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这20人中就有邓小平。当时，邓小平22岁。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结识了张锡瑗。一个是外貌不扬，但性格温和、学识颇高；一个是气质出众，活泼开朗、亲和善良。两人虽同学不同组，却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即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希贤（邓小平的学名）和张锡瑗只有友情，或相互爱慕，没有爱情。后来，二人相继回国投身革命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是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时，邓小平又遇到了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当时的张锡瑗就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自然是惊喜万分，他们的感情在共同工作中得到升温。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都到了上海。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笼罩在每个共产党员的头上，地下工作十分危险。但他们无所畏惧，两个年轻人的心更加贴近彼此，生出了相伴一生的念头。1928年底，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有缘人终成眷属。
大婚当日，多位并肩战斗的战友前来贺喜。朱瑞绶是邓小平和张锡瑗婚礼的来客之一，她后来回忆说，“我认识张锡瑗......她人很漂亮，性格也好，挺活泼......很爽快......性情温和，很可爱，对人很好，很受欢迎......”婚后，邓小平和张锡瑗同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都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张锡瑗夫妇住楼下，共同居住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据邓颖超回忆说，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由此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或许，这段时光对邓小平和张锡瑗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他们均是20来岁的年纪，正处于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尽管有着常行走在生死边缘的紧张刺激，却也有着互相扶持的幸福甜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属于他们夫妻的缘分竟然会那般短暂。
1929年7月，新婚不久的邓小平离开中央机关，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广西组织百色、龙州起义。1930年1月，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此时张锡瑗刚生下女儿，不幸得了产褥热。邓小平日夜陪伴，却无力回天，几天后，张锡瑗不幸去世。还未等邓小平从失去挚爱的打击中走出来，他刚出生不久的女婴，没过几天也夭折了。
可想而知，双重打击下的邓小平内心该有多么悲痛！然而此时，中央指示邓小平借道香港重返广西前线，紧急的情况没有留给他太多的追悼时间，连张锡瑗的后事都来不及处理，只能委托当时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负责。
李强将张锡瑗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因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质，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的名字是随便起的一个化名。送葬者除李强外，还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张锡瑗的妈妈和妹妹张晓梅。1949年，邓小平一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就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地。受当时战乱的影响，原墓地已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邓小平不愿放弃，几经艰辛在一片水塘底下打捞出了张锡瑗的遗骨，装殓在一个小棺木中。小棺木与同样找到的苏兆征烈士遗骨棺木一起，放在邓小平当时的居住地楼下，即原国民党上海励志社旧址的房内。
一直到1969年，两个小棺木才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上海烈士陵园后改名为龙华烈士陵园。陵园烈士之墓中的一座墓碑镶嵌着张锡瑗在莫斯科时期的照片，镌刻着“张锡瑗烈士”。
往事悠悠，岁月的潮水冲刷不掉人世间的亲情。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怀念着张锡瑗。暮年的邓小平与亲属再度提起张锡瑗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道：“张锡瑗真是少有的漂亮”。
（来源：“河北党史”微信公众号，刘蓓根据《邓小平与河北》《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书籍，“黄城根下”“人物书摘”“漫步史书”等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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