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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了仅就读半年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至于离开中学的原因，他认为：“我已经十九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
毛泽东拒绝了学校灌输式的教育，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启了长达半年的湖南省立图书馆的自学生活。湖南图书馆创建于清朝末年，距离毛泽东住所三里路，藏书量为全省之冠。楼上是书库，楼下则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国内外书籍和报章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
青年毛泽东
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下定决心，确定重点阅读书目，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为了执行计划，毛泽东充分利用该馆开馆时间，每天馆门一开，他总是第一个进去，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阅读。后来，他向斯诺回忆这段难忘的日子时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子，初次尝到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他在这里读了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以及俄、美、英、法、日等国的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
时空穿越到19世纪中期，另一位人类伟大导师——马克思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坐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看书。他在图书馆里有计划地学习和研究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交学等方面的著作。据说，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曾经工作了25年之久。由于读书、研究资料时，他的精力高度集中，专心致志，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座位下用脚来回擦地，经年累月，竟把脚下的水泥地面磨去了一层。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高峰，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与他终身刻苦勤奋地攻读以及勇于探索和创造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与马克思在图书馆的学习经历十分相似，毛泽东也日日夜夜停留在图书馆自修。这一期间，他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使其原本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在传统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思维模式。
毛主席早年听课笔记《讲堂录》手迹
毛泽东读的许多国外著作是由严复翻译的。内容上同中国人传统的“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而是向中国人民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大多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形成鲜明对立，因此当时被称为“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之书。
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他是中国第一代去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是西学的开山人物。在严复之前，国人所译的西方著作主要是宗教与技术方面，或是经由中西合作，或是转译自日文，这些著作的译笔较为生涩，往往“纰缪层出，开卷即见”，结果“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作品出版之后甚获好评。
近代史上许多名人甚至能通篇背诵严复的译文，毛泽东也成为一名忠实读者。
尤其是一本名叫《天演论》的书，于1895—1898年由严复翻译，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刻。毛泽东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观念更是深受《天演论》的影响。这本著作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18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17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
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思想启蒙的工具。严复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摧毁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认为，如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竞争一样，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中国为救亡图存起见，除却“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以外，别无他法。这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自译文本问世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词汇成为晚清时期以来中国人的口头禅。《天演论》也被称作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之第一文。
除了接受进化思想，以斗争、进化、自强、自主的态度观察万事万物，毛泽东还开始加强逻辑学的训练。一本讲逻辑学的《穆勒名学》也在他的阅读范围之中。这是一本近30万字的逻辑学学术著作，对中国学人来说还是较为生疏的学问。为了使西方逻辑方法更易于被国人接受，严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来表达从西学中接受过来的思想，以夹译夹议的方式翻译这本书，夹杂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和认知，在原著语言与转述语言的频繁切换之间可以读出严复逻辑观独有的表现方式。
作者穆勒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同时强调，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
毛泽东开始接受逻辑学的原理，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提出若干批判，并由此形成了时刻向内检视自己思维和表达逻辑性的良好习惯。此后，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从1915年的哲学研究小组到1918年创办新民学会，再到领导延安哲学六人小组，毛泽东始终将哲学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切入点和工具。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了这套丛书之中，那就是这部《穆勒名学》和英国耶劳斯的《名学浅说》。
在图书馆自学期间，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并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从此，他才知道世界很大，中国还小得很。1951年，有一次毛泽东会见周世钊、蒋竹如，了解他们就读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教学情况，谈到自学的重要性，也谈起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图的感受：
半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得了不得。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中国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了，湘潭和韶山更没有影子了。
由世界之大，毛泽东联想到广大人民的生活。他继续说道：
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
世界既大，人口就多，问题也就多。人生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些。面对社会的不公平，毛泽东感受到青年身上肩负的重大责任：“要改革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
毛泽东在省图书馆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这样的经历大大提升了毛泽东的眼界，也启发了毛泽东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长期研究和观察。后来在延安，不论是外国的记者，还是美苏的观察团或外交官，都深深佩服毛泽东“居窑洞而能知世界大势”，岂不知这其实是他在湖南图书馆自修时就不断磨砺的能力。与此同时，毛泽东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发展路径，最后得出结论：我最适合教书。之后，他在一则广告上看到了湖南第四师范的招生信息：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后，1913年春，毛泽东选择报考湖南第四师范，一年后，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在湖南一师，毛泽东的人生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来源：“学习强国”。原文刊载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从“书生意气”到“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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