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是张家口的门户，日军为了夺取这块战略要地，蓄意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2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生池田克已等一行8人，由张家口去多伦，途经张北县南门时，驻守张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卫兵及保安队员令其停车，进行例行检查。日方拒绝检查，写信送至县公安局，一校官赴现场后，随即令其通行，前后只僵持了40分钟。

当时在长城一线活动的日本军人。出自《张家口人应该知道的100件事》。

　　日方借此极力歪曲事实，扬言日军受辱。1934年10月29日，日本驻张家口代领事桥本正康向第一三二师参谋长张维潘提出抗议。1934年10月30日，日方又在北平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抗议，1934年11月25日，宋哲元派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日方道歉。1934年11月29日免去当事者张书标的连长职务，1934年12月1日，国民党政府许诺：日本人有在察哈尔省旅行之自由，不检查携带物品，中国军队撤退至长城线以西。这是“第一次张北事件”。

赵登禹赠给部下的题词。出自《张家口人应该知道的100件事》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过程是：1935年5月31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属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一行，乘卡车从多伦去张家口。1935年6月5日下午四时途经张北北门时，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守城哨兵拦车检查，日方拒绝检查，仅出示了日方多伦特务机关证明。卫兵将其一行带到师部，审查后，师长赵登禹电话请示驻张家口的军长宋哲元，经许可，于翌日上午11时放行。日本侵略者蓄意扩大事态，制造事端，把哨兵的例行检查，捏造成对日方人员进行了“拘留、询问、威胁、断食，施行种种暴行”。并称这是受宋哲元部参谋长张樾亭之命，由军法处长亲自所为。1935年6月11日，日本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哈尔省军宪提出抗议，要求处理当事人，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交涉过程中，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正康忽然又提出：由于“张北事件”事关重大，超出领事解决的权限，应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进行交涉。这次“事件”正值日本侵略者借口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华北“非武装地带”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日本关东军重兵集结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随时有入侵华北的可能。随后，在日军的压力下，何应钦全部接受日方关于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国民党军调出天津、河北，禁止排日等条件，签订了《何梅协定》。
　　与此同时，日军抓住所谓“张北事件”不放，苛求条件不断升级。1935年6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召到新京（长春），听取情况报告后，决定责成土肥源贤二少将与宋哲元直接交涉，同时以关东军一部在热河省内有所行动进行军事威胁。

秦德纯。出自《张家口人应该知道的100件事》

　　面对日本侵略者步步升级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局妥协让步。1935年6月18日，行政院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秦德纯代理。1935年6月2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源贤二、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以及北平政整会顾问程克、陈觉生、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在北平谈判。
　　谈判伊始，日方借口侮辱了日本臣民，提出抗议，并提出六项苛求条件：一、中方驻察北军队，全部撤至长城以南，改由日军驻守；二、察省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三、中日合资开发龙烟铁矿；四、逮捕抗日分子；五、撤销察省的中央机关；六、严惩肇事人员。
　　经多次谈判，日方撤回开发龙烟铁矿和察省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两项要求，其余四项，有的缩小范围，有的作了文辞上的修改。例如，“逮捕抗日分子”改为“取缔排日活动”“严惩肇事人员”改为“处罚肇事人员”。而驻兵一项则坚决不让步，经一再洽谈，土肥源贤二、高桥表示日本驻兵一节，不作明文规定，只规定中方不再在察北驻兵。
　　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同土肥源贤二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第二十九军从长城以北撤出。日特务机关长松井和秦德纯的代表张允荣继续进行有关细节的谈判。1935年8月5日，划定治安界限，定为长城以北由蒙古人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长城以南由汉人保安队负责维持治安。此即所谓《张允荣·松井协定》。

土肥源贤二受审。出自《张家口人应该知道的100件事》

　　“张北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这是日本侵略者用来推行侵略计划的一个借口和罪恶阴谋。抓住“张北事件”，胁迫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逼迫爱国抗日将领宋哲元下台；强迫具有反侵略行动的第二十九军撤离口北地区。这样，察北就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自由出入区，置于日军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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