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等事，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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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报指出：“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这一决定，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对国内政治局势的清醒判断与高度责任感。

　　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的抉择：是走向和平建设，还是陷入内战的泥潭。为争取和平，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一决策，不仅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还需周密安排，以确保党的核心领导力量稳定。毛泽东在电报中强调和平建设的重要性，明确了谈判期间党的核心领导层安排，确保党在关键时刻能稳定、高效运转。

　　此前，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美军司令魏得迈也于23日向毛泽东发出前往重庆谈判的邀请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决定同意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5日深夜，周恩来在结束会议后，立即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出最高等级的机密急电，郑重要求：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对形势作出判断：“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发电报有两个目的：一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二是若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同时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其调兵遣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

　　这份于1945年8月27日发出的电报，对当时及后来的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重庆谈判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争取主动权奠定了基础。同时，体现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高瞻远瞩与战略眼光。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不仅在当时为党的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彰显了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与高瞻远瞩，以及为维护国家和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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